医院、政策、技术产业三方共话：构建有序医疗

　　无论是在社会政策还是产业资本上，医疗健康都正在并已经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今年10月25日，国务院颁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指出，到2030年我们的人均寿命要再增3岁至79岁，同时，医疗健康亦将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之一。

　　这份文件对于产业的推动和影响毋庸置疑：现阶段，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占GDP总比重不到6%，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多都在10%以上，对于中国而言，这4个百分点的追赶差距附带的是近十万亿的产业增量。

　　但医疗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业，它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医院、政策制定、技术革新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本次“2016第一财经年度峰会”我们就有幸邀请到了这三方的舆论领袖，一起共话人类健康和这份产业的未来。

　　“如果一个击球手成功率达到40%就是一个完美的击球手，但临床来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手术失败率超过1%我们就会否定这个技术，99%的成功率、1%的失败率我们就认为这个不可取。在这样的高标准情况下，医疗技术仍然存在缺憾。”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在论坛现场表示，作为一个有着30年医疗工作经验的医院管理者，谈及临床医疗，他最想表达的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医疗服务的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诊疗技术的局限，第二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相对不足，第三是治疗效果的不尽如人意。

　　“从宏观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医疗病人这几年在逐渐增加，病人希望到大的医院、专家那里去看病，但事实上专家，或者大的医院医疗资源是有一定的限制，它的供给就这么多，但是需求又那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供需的矛盾很突出。”瞿介明表示，“其实这里有不少跟就医的秩序不清楚，与没有分级诊疗相关，很多的病可以在社区卫生中心、二级医院看的，都是普通的常见病，大可不必到三级医院找专家，这样效率会更高。怎么样构建一个有序的医疗，这个是需要我们做的。”

　　要想改善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瞿介明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建立“医疗秩序”，也就是正在推进的基层医疗改革，把慢病、小病留在基层，将三甲医院的医生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病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蔡江南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增大医疗供给。

　　“接下去我们进入医改深水区一定要想好，怎么来调动我们医疗服务领域当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医生、医务人员积极性。”蔡江南表示，他认为调动医生积极性是增加供给、缓解矛盾的根本之策，他认为，要扩大医生的自由执业，多点执业权利。据他表示，中国200万执业医生当中，目前有本科以上教育水平的医生只占一半多。我们国家到目前还有100多万医生只具有本科以下教育水平，传统称为赤脚医生。这是造成目前我们的病人不愿意到基层治疗的原因。

　　“大量学医的医学院毕业生，临床专业毕业生没有进入医疗服务系统，没有做医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目前很多的政策没有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使得最好的人才不愿意学医，学医了也不愿意做医生，这个情况如果不解决，医改就难以彻底做好。”蔡江南表示。

　　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建议从调动医生积极性着手，开放鼓励医生办民营诊所的大门，给医生创造条件，使得这些大量放弃做医生的学生有职业发展的机会。第二，对现有公立医院做改革。我国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份额长期以来高居85%左右，这个体现在病床结构、门诊结构和住院病人的结构。如何通过改革使得公立医院人财物有自主权，变成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第三，是对公立医院本身，将来一部分的公立医院必须转型转制，做成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进行一些公立性服务。

　　从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进行到现在是第7个年头，在这其中，医疗技术尤其是基因检测、精准医疗技术也将承载更多的使命。

　　“从寿命来讲，我们总是把压力放在医生上是不科学的，其实医生最后解决的那些问题往往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问题。真正的健康、饮食、运动、心理、睡眠等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我理解健康在中国来讲不仅仅是产业的问题，实际上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其中技术会起一个推动的作用。原来我们的医疗常常关注的是个体，是从个别的人群当中来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治疗诊断的方法，有了精准医疗以后，从大数据大人群，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后，从中找出普遍性规律，但又要有差异化的不同的处理和干预。所以我觉得这是大概念上的区别，会带来革命性变化。”华大基因执行副总裁朱岩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