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家住广州越秀区的杨老伯因患有前列腺疾病，住院一星期花掉4090元的医药费用，除去参加医疗保险报销的1100元外，自己还要负担2990元。家中无钱只好东拼西借。到现在还欠着医院一千多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面对巨额医疗费，一筹莫展的绝对不只是那位河南打工者，也不只是年老的杨老伯。这件事情也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此前发生的肖志军拒签手术单使妻子死亡的事件，肖志军拒签的重要原因也是担心医疗费过多自己承担不起。这些接连发生的悲剧，都在不断拷问着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

　　解决看病难 政府招数频发却治标不治本

　　我国自1998年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按照十七大精神，2010年全国要建立并实现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全覆盖。

　　但是现在医疗负担还是成为民众反映较大的意见之一。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公平地说，各级政府对此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可是，尽管政府招数频发，例如控制药品价格、兴办“平价医院”、治理整顿医院乱收费等等，但总是治标不治本。市场化也实验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可以为什么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呢?带着这个问题39健康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内医改专家顾昕教授。

　　中国的医保=英国的身子+德国的躯干+美国的脑袋

　　对于如何解决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问题顾昕教授一语中的点明了自己的观点。“医改之所以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招数全招呼在医疗服务的供给方，但是对于其需求方，也就是医疗保障体制的健全却着力不多。”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政府招数频发，控制药品价格、兴办“平价医院”、治理整顿医院乱收费等等，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医院看病很多人都说医生没医德开大处方。大家都认为原来的改革存在问题。医疗服务提供方问题很多，媒体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但我以为那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只是问题的展现。问题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医疗保障体系不发达，造成好多人没有医保，如果有医保也就不存在什么白衣天使黑心不黑心的问题了。

　　西方医保体系分三种，第一种就是英国模式，就是公费医疗，医疗费用由政府埋单，钱来自税收。第二叫做社会保险模式，简称德国模式，就是跟我们国家城市职工医保一模一样。还有就是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 英国模式只要生病，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全都由政府买单，你只要出一点钱，比如出挂号费就可以了。这种模式在中国有些部门也存在，比如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我，看病只掏20%，其它80%是由公费医疗来承担的。这个模式如果是覆盖全民，那就是英国模式。现在香港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包括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一些比咱们穷得多的地方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医保其实是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一个混合体。第一层就好比是英国模式的缩小版，第二层采取社会保险。第三层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管的是特大的病，也就是发病概率小、但是花费特高，永远治不好也死不了的病。那种病最讨厌，比如说糖尿病、肾衰竭。

　　所以现在的设计是，一个英国的身子，加上一个德国的躯干，最后安上一个美国的脑袋。”

　　新医疗保险制度问题诸多

　　顾教授指出建国以后，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但是这种医疗制度造成企业之间负担差距过大：新兴产业老职工少，医疗开销相对少，而老企业背上的是总也甩不掉的包袱。另外，个人也被免费医疗制度惯出了毛病。“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小病看成了大病，没病看成了有病。”图的是什么?报销。赚的是谁的钱?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什么后果?浪费。基于日益沉重的医疗费用包袱，1994年国务院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但是新的医疗保障制度接却并没有解决我国看病的所有问题。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自己要交钱看病这个“残酷”的现实，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户，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因此，很多人又因为舍不得看病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谈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难度，顾昕教授说“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医疗保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用较少的费用为老百姓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控制费用是医疗保险的根本问题。这是医保本身无法解决的，只能诉诸于医院。造成目前医疗费用过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太高。医院是出售药品的主要渠道，出售药品向来都是医院收入的重头戏。医院作为非赢利性机构，要维持日常运转，国家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它50%的需要。另外50%则主要靠卖药。另外，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国70%的医疗卫生资源)，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般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只要实行“全民医保”医院就无法多收费、多开药

　　顾昕指出，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政府的最大职责之一应该是推动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是“全民医疗保障”，简称“全民医保”。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能极大地促进医疗负担公平性，同时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现实的是，全民医保还能收到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之功效。换言之，全民医保正是医治“看病贵”、“看病难”的妙药。

　　“姑且不提那些带有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的天价医疗案，既使是正常合理的医疗费用，如果让病人在短时间内筹措，在很多情况下也如同大山一般沉重。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那么医疗费用不仅可以在健康人群和病患之间分摊，而且是在人民健康与生病时段分摊，从而可以避免我们目前大部分医疗费用均由病人在生病期间负担的局面;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低收入者自然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对医疗服务(尤其是门诊服务)望而却步;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那么医保组织者就可以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成为民众的代理人，民众也就不必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点听凭医生们摆布。如此一来，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便可以从卖方向买方倾斜，医疗服务提供方(无论市场化与否)都不能为所欲为地多收费、多开药、多检查。”

　　决策者看到“全民医保”往往暗中叫苦

　　顾昕教授指出对于缓解中国医疗体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即费用高涨、公平欠佳，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一石二鸟之效。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乃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但是谈到全民医疗保障，不少决策者看到“全民医保”这一字眼时往往会暗中叫苦，因为他们担心财政不荷重负。对此问题顾昕教授说“全民医保的重要性不必多言，问题是我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因此，要回答我们能否实现“全民医保”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要对中国城乡目前的医疗总开支心中有数，同时也要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总盘子心中有数。其次，我们必须对全民医保的制度安排进行战略选择，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医疗费用的分摊方式不同，从而对于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也不同。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确实有难点。承认难是为了慎重、积极地改。中国医疗保险改革会非常艰难，不会一步到位，可能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需要不断提出适应的方案。但是实现全民医保也绝对不是不可能的。”

　　顾昕：只需很小成本就可以实现全民医保

　　顾昕教授认为中国正确的医改方向就是全民医保。

　　“我所主张的就是一个大的医保体系，就是现在人们正在参加的医疗保险模式扩展一下就行了。扩展到所有人，比方说你有孩子，我现在告诉你，有权买双份你愿不愿意选，没孩子就不选，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

　　如果有父母，父母有权选三份选四份，父母有的有工作，他们也有这样的医保，你就没有必要替他选。所以现在的模式稍微改一下就行了。比如我认为，农民新型合作医疗小病和大病都应该管，现在是“参合”农民自己出十块钱只管大病，假如交二十块钱就什么都管了，我想就能更好地吸引农民参加。实施一段时间后，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转化为社会医疗保险。 这样做也能够有效地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节约改革成本。比如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医保机构和中心，卫生部有新型合作医疗服务体系，这些设备和人员都可以有效利用起来，没有必要另建一套。所以说其实只需要很小的成本，就可以实现全民医保。”

                                                                                                                                                                                来源：www.39.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