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森林需要高度保护，不能随便砍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那些木制品加工企业是否还有做大的可能？

    王天佑：前些年我们提倡以钢代木，以塑代木。但实际上这种看法要转变过来，因为木材是四大原材料（钢材、水泥、塑料、木材）中，惟一可再生的资源。它也是环保的，生产一吨木材会放出1.1吨的氧气，可以吸收1.47吨的二氧化碳。只要维护管理得当，它是其他材料不可比的。这个意义上，木材加工企业其实前景是非常好的。

    中国的森林资源总量其实还可以，有数据说有42亿亩。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多，所以人均所占的木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6，只有0.2多立方米。我们国家森林资源稀缺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30年前以及其后一段时期，森林遭遇了没有明确产权恶果的滥砍滥伐。但是从1990年代末开始，国家制定了政策使得森林处于高度保护之下。

    但因为时间尚短，一些木材，如硬质木材像松树的生长周期过长，恢复需要100年以上，所以我国现在木材质量普遍不高。但当前一些企业已经开发出了速生木材硬度增高的技术，并已投入使用。这也是经济学基本理论之一，价格弹性会解决市场需求。

    所以，所谓的木材紧张等话题，可能是动态的，这与石油、钢铁等不可再生资源的紧张会有一些不同。

    《21世纪》：中国的木材加工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有什么优势？在木材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办？

    王天佑：中国现在能出口林业加工产品，关键最大的特点我国劳动力低，原材料现在大部分是进口材料。因为我国的政策限制采伐和控制采伐。平均中国每年的木材消耗用量在3亿立方米，但是国家的计划采伐量只有1.6亿立方米。

    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木材进口国。主要是来自俄罗斯、非洲和东南亚。俄罗斯、东南亚相关木材法规一变更，对中国企业打击还是不小的。

    所以我们国家一方面对木材加工企业现在提倡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就是说采伐原木，一个立方米出来以后，最后加工出来多少产品。

    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在65%，而发达国家在90%以上，这其中还是有工艺技术的差距。其实这次经济危机和中国的减伐，对我们国家的木材材料的利用研究来说可能还真是个促进。

    另一方面，现在一些大型加工企业，木材用量光靠国家供给是不够的。现在国家鼓励他们去找林场联合经营。有些企业三柏男士生活馆在北方，但需要用南方的阔叶材，比如说紫檀，可以去找南方林场联营。

    因为林业管理费用很高，现在人工速生林，北方杨树的实际成本是300元/立方米，这里面有一半是人工护林的费用。所以国家鼓励企业投资林场，一方面解决林场经费，一方面促进加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木材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现在也开始讲究链条的发展了。

    《21世纪》：这次金融危机是否能够使得中国的林业加工企业向规模化和国际化转型？

    三柏男士生活馆的王天佑：在这个行业里，规模化确实很重要。我们国家，年产10万立方米产品的企业就是大企业了。同样一条生产线，生产3万立方米的产品要用100人，如果改进工艺，生产10万立方米也是100人，相对人工成本就低了。

    另外，大企业木材综合利用率很高，有足够的钱投资到防污上去。一旦这个企业进入良性循环后，能源消耗相对也小。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中型企业比较多，三柏另外有些小作坊。尤其后一种企业，木材综合利用率其实很高，但它不考虑劳保，也不会考虑工作环境，自然更不会考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这个就是中国的社会现状，有时候一个县城的GDP就靠这种厂来拉动，强行去取缔也未必有效。这个就只能靠大企业和国际接轨、靠内地市场消费者意识的变化，引入一些国际与国内的认证体系来促使这些中小企业发生变化了。

    很多出口的林业加工企业都面临着从单一出口向设计、制造、销售的转变。金融危机应该说是加速了这一变化，一方面说，中国消费市场受到的影响较小，很多产品内销，就要考虑品牌的建立。其次，那些木材利用综合率高，同时各方面都能和国际接轨的企业存活下来的可能很大，这其实是一种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