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我国相关行业专家视点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循环经济市场分析报告-行业运营态势与发展前景预测》

刘世锦：2018经济进入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阶段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4月表示，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刘世锦认为，2017年底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不能期待出现以往那样的高速增长。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大体上能稳得住。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小W型”的运行轨道。

刘世锦分析，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2018年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而且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阶段。

党的十九大以后，社会各界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在刘世锦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刘世锦表示，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刘世锦判断，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刘世锦认为不应人为推高增长速度。

刘世锦介绍，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挑战。这类问题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从长期看，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创造条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耐心。然而，同样确定的是，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不将其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高质量发展将难以实现。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制于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性矛盾。要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入高收入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打赢解决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攻坚战。

在刘世锦看来，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相应上升，是这一时期最具规律性的变动。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心，是包括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物流、咨询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在内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而这两个重心分别对应了制造业升级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是制造业。刘世锦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坚持发展制造业导向不动摇，有条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和企业。这样，与德国相似，中国制造业比重将会高于标准模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上独具优势。在这一制造业体系中，相当大的部分可能表现为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正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点评：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的复杂背景下，我国GDP增速连续第3个季度保持在6.8%，连续11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的区间，凸显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韧性在增强。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一方面源自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关键领域改革不断提速，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这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源自于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优化和不断升级。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体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实现了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经济结构明显优化，服务业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平稳发展阶段，政策面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刘元春：开局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基础扎实

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高于全年6.5%左右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中新社举办的“国是论坛—2018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表示，2018年开局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复苏的基础比较扎实，为改革调整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这得益于中国出口改善、投资坚实和消费旺盛。

数据显示，一季度工业生产总体稳定、服务业增长较快、民间投资增速加快、市场销售持续活跃。

刘元春表示，今年经济形势开局较好的原因在于：出口出现明显改善，投资出现了止跌的迹象；在投资与出口的拉动下，工业回升状态较好，并且核心CPI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表明需求仍处于相对旺盛的状态。刘元春认为，有几个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在今年一季度得到了延续，并且加速。其次是2017年以来稳增长所产生的投资惯性，在一季度明显有所延伸。再者是房地产投资出现反弹，这与大家之前的预期有点不太一样。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不仅超过市场预期，且创下三年以来新高。同时，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3.6%，销售额增长10.4%。

刘元春强调，经济开局良好，但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来看，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债务问题，宏观杠杆率从不同指标来衡量，并没有出现明显降低的迹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持续增长的态势没有变化。

二是目前经济改善，特别是一些财务指标改善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财务改善在一季度所体现出来的并没有持续的态势。另一方面，一些经济新动能延续了去年的态势，但是也呈现出局部走弱的现象。需要关注的是，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加上新面临的问题，今年整体经济的走势将会呈现“前高后缓”的态势。

刘元春认为，后续将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冲击。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将可能导致之后的季度数据发生明显波动。第二，随着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调整，会出现一系列不确定性。第三，房地产调控会带来不确定性。刘元春表示，在重构中国第二次改革红利的关键环节里面，我们所面临的短期冲击还会有明显感应。

点评：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增长6.8%，增速与上年四季度持平；CPI上涨2.1%，涨幅有所扩大。这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在政策推动下新动能增长较快；二是世界经济不断复苏推动外部需求持续增强；三是房地产和民间投资的逐渐回暖。

总体看，2018年将是我国新旧动能继续转换的一年，虽然中美贸易摩擦、金融风险防控将对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新动能加快成长，消费获得更多政策支持，我国经济总体上仍将稳定增长，并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全年GDP增速能够实现6.5%左右的增长目标。

李扬：贸易摩擦不会引发汇率战 货币政策缓冲余地很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债务风险”分论坛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演化为“汇率战”，全球汇率市场将维持整体稳定。同时，美国货币政策变化虽然会对中国产生外溢性影响，但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这种外部冲击的缓冲余地很大，不会亦步亦趋，而是将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动态调整。

李扬就各界密切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发表看法称，美国用其单边主义应对中国的多边主义，两国出现贸易争端大家都不愿看到，这一下使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既对双方不利，也对整个世界经济不利。贸易摩擦也会对汇率、利率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但李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演化成为“汇率战”，汇率市场也将保持整体稳定，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对外的依赖，无论从实物还是资金层面看，都已经没有那么重。首先，中国经常账户总盈余已经不高，到去年底已降至只占GDP的2.6%。其次，从资本流出的情况看，资本流出会对一国经济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要看这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对比关系，高储蓄率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敏感性较低。同时，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主要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而非通过资本项目获得，资本流出虽然会带来一定影响，但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不会太大。

对于美联储加息对我国金融市场及货币政策的影响，李扬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肯定会对我国产生外溢性影响，但中国货币政策应对这种外部冲击的缓冲余地很大。

李扬进一步分析，中国货币供应体系内有很多调节机制，尤其是目前我国仍实施极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种背景下，完全可以不调节利率，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应对缓冲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外溢性影响。

在李扬看来，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当大幅下调。目前如此之高的存准率，是在应对当年外汇储备年增4000亿到5000亿情况的过程中积累而来的，现在这一情况已经变化了。李扬透露，事实上货币政策当局也在考虑对存准率做出调整。

李扬表示，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缓冲余地很大，预计不会对美联储的举措“亦步亦趋”，而是将根据国内资金成本状况、流动性状况等进行综合考量。

此外，李扬还谈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债务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整体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很健康。对中国盲目的唱空是没有依据的。

李扬表示，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较大风险和潜在危机，要同时考虑存量、流量两方面。“流量”要看储蓄投资，“存量”要看资产负债。当前中国经济无论从流量看还是存量看，问题都不大。虽然杠杆率偏高，但杠杆率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关键要看其中不良资产的占比。而在不良资产方面，李扬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的问题出现。

李扬分析，目前中国的债务结构当中，居民负债虽上升较快，但仍处于安全范围。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十分健康，地方政府存在一些债务问题，但正在逐步处置，到去年第四季度，地方债务增长已经出现持平。企业债务又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两部分，从整体看，企业杠杆率在去年末略有下降，其中民营企业下降很快，但国企杠杆率还在上升。

李扬表示，中国企业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主要出在国有企业，因此决策层提出要解决国有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的问题，预计通过3年左右时间可以见到较大改善。

张宇燕：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政策非常明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4月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媒体见面会时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政策非常明确。

张宇燕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说，全面开放具体的做法有很多，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这都是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推动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举措，对参与各方是互利共赢的过程。

在谈到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时，张宇燕表示，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且认识到了知识产权是技术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备、不完善的现象是世界性的，包括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存在很多问题。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法律的制约，需要政府监管、治理，我们要不断加大力度。

张宇燕认为，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俄罗斯和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这与以往中美贸易伙伴关系定位有很大变化。中国并不是要建立新的体系，并不是要与美国争夺霸权，在根本的认知上，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解。而一个国家想保持繁荣发展，开放合作的心态是必要的，贸易摩擦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

黄群慧：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大会暨改革开放40年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非常大，一直以出口导向为主，迫切面临转型升级。当前中美贸易争端面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加快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黄群慧介绍，我国制造业发展至今，已构建了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500多种产品，其中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且自主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以及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和PCT专利申请国。

不过，黄群慧也指出，伴随着我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我国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矛盾还较为突出，体现为实体经济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

黄群慧进一步指出，具体到制造业上，则表现为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品结构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中国制造质量水平亟待提升；产业组织不合理，还存在一些“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

黄群慧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我们也必须提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在产业质量、企业质量和具体的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上有所提升。

连平：中国内需增长空间较大

在4月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有鱼普惠等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三期上，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动机、影响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中美贸易战是双输，不过是非对称的双输。就一些领域的直接影响来说，可能中国受到的影响更多；但如果从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来看，中国的承受能力比美国更强。

连平指出，如果特朗普提出一个能够削减美中贸易1000亿美元逆差的计划，可能会使中国2018年出口增速下滑到5%左右，测算下来对中国GDP的影响是增速下降0.15-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影响不会太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内需增长空间较大；中国的投资仍有空间，不仅城镇化的推进会带来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制造业中新业态、新产业方面投资的需求也还会保持一个不低的增速；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出口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带来了较好的成长空间，可以部分弥补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

连平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大力发展内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未来有两点需要重视：第一，宁可较大幅度降低相关产品的关税，扩大进口，也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大幅度的趋势性升值或者贬值；第二，宁可进一步扩大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降低准入门槛，也要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适度，更多降低准入门槛。

连平表示，未来既要稳妥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也要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这是保护中国经济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两扇“大门”。

点评：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受到严峻挑战。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仍实现了中高速增长，内需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据统计核算，2008-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超过100%。其中，贡献率最高的年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6%。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深入，当前我国消费逐渐呈现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趋势。过去以物质消费为主的格局正在加速向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未来消费市场空间广阔。

2018年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将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明显影响。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应更多地依靠内需的重要作用，政策面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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