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可口可乐的在华市场份额受到饮料“新贵”王老吉的强大冲击,但它毕竟实力雄厚,不改王者风范,最近更是要一举收购中国果汁产业的老大——汇源果汁。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又一民族企业崛起的话,那么后者无疑会招致爱国
主义的质疑。果不其然,收购事项谈妥不到三天,汇源的董事长朱新礼就迫于舆论的压力,出来表态说:“谁说卖了个企业汇源就是卖国啊?”“价钱好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卖,你还叫企业吗?”
这几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也影响了不少企业的发展。当然,这种情形并不见得有多新鲜:当年海尔就是靠着“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一步步走过来的,后来长虹等彩电行业发动价格大战也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至于更近一些的三株口服液、爱多VCD,也无一不是靠打民族牌发家的。“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打民族牌在短期内的确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企业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与服务,肯定无法稳占潮头,赢得市场。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详细讨论的,笔者只是想和大家探讨几个问题:一个靠打民族牌发家的企业能否等同于民族企业?民族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否得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成第一参考要素?我们又是如何对待所谓的民族企业的呢?
不可否认,面对疲软的国内市场或强劲的外国企业时,国内企业大打民族牌可以振奋国人精神,刺激产品消费。但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如果在品质尤其是性价比方面跟外国企业差距太大的话,那么它很快会为这种“爱国”热情付出代价,毕竟民众还是懂得爱国先要爱己的道理,没人爱买又烂又贵的东西。
前几年风行抵制日货的时候,人们便发现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就是抵制者手里的DV、DC大多是索尼、尼康、佳能等日本牌子。表示抵制是个立场问题,是个态度问题,要买什么产品却是个关系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当人们发现“爱国”是件损己未必利人的事情时,“爱国”便有如火炬传递时的小国旗,激情过后就被扔得满地都是,一文不值。而在盛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韩国,人们不买日本车并非出于简单的“爱国”情结,而是“韩国车质量不差,服务很好,价格不贵,买它是很平常的事情”(《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牌只是企业的众多营销手段之一。它就像划空而过的火焰一样,很炫目,很美丽,但真正要支撑它燃烧下去的还是下面实实在在的木柴——产品与服务。
既然如此,这类企业做大做强了就被称为“民族企业”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可以说,人们称之为“民族企业”更多的是基于创办人的国籍与企业的“血统”而论,而非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理念、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等东西。有时候,这些企业明明跟民众支持的关系不大或者已被外国商人大量控股,但我们仍一厢情愿地称之为“民族企业”。这跟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在外国教育模式、科研环境下获得诺贝尔奖,却被国人固执地称为“华人诺贝尔奖得主”的现象是一个道理。这时候的“爱国”就跟告朔之礼一样,虽有其形,已失其神,有时候人们不去掉那只形同虚设的饩羊,只是不愿意激起某些人的反感和怒火罢了。
尽管中国也会有牟其中这种时时把“振兴社会主义经济”放在心头的企业家,但这毕竟是个异数。身处江湖之中,还是得按江湖的规矩出牌,更何况牟其中的想法与身份始终没得到官方的认可。 哪家企业要是把民族主义情绪当作经营活动的首要参考要素,那它势必重蹈南德的覆辙——当然,南德的失败之因不止于此。最近,虽然网上盛传有近八成、超过30万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但若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反对者不见得就是反对出售汇源果汁,也不见得就是汇源果汁的忠实顾客,他们只是见不得一个“民族企业”卖给了外国人罢了。朱新礼当然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想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有时候也只好扔掉饩羊、得罪腐儒了。
汇源果汁的收购事件发生不久,网友们又开始纷纷猜测谁会是可口可乐的下一个目标。不少所谓的业内人士撰文认为极可能是前些日子抢了可口可乐风头的王老吉。此论甫出,网友们又是一番抵制声起,大有誓与民族企业同生死之势,恨不得像选举扎尔达礼当巴国总统一样,把王老吉树为新的民族企业标杆,以纪念“不幸去世”的“贝·布托”——汇源果汁。然而,网民所想,未必是消费者所想;消费者所想,未必是国民所想;国民所想,更非政府所想。就拿这个饮料新贵、一度被“封杀”的王老吉来说吧,它真的从“民族牌”中获益良多了吗?
跟外界的猜测恰恰相反,在地震赈灾中慷慨解囊、捐出1亿的是生产罐装王老吉的香港加多宝(广东)股份公司,但得到市场回报的却不止香港加多宝一家“王老吉”,当地政府更是从没正眼瞧过这个“海外女婿”一下。自从罐装王老吉在2003年走红之后,它的大陆“娘家”广州羊城药业公司便借船出海,靠同名产品赚了不少钱,后来索性连企业名字都改成王老吉了,广告的搭便车意图也是越来越明显:“王老吉,还有盒装!”
如果大陆“娘家”仅止于此也就罢了,毕竟香港加多宝这个“海外女婿”始终没对此表示过不满,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开发市场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绝:2004年春,广药王老吉与香港王老吉公司签署协议,租赁香港王老吉在海外注册的“王老吉”商标10年的使用权,垄断了王老吉的海外市场;同年11月,广药王老吉又绕开了给王老吉带来新生的香港加多宝,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境外股东香港同兴药业有限公司,并于2005年3月与其合资成立了广州王老吉药业公司;在广州市政府的相关商业会议中,香港多加宝被排除在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香港多加宝忙着抗震救灾、捐资助学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却在有意无意地敲打它:此前跟它续约的广州医药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益民已因受贿入狱,相关文件可能失效,王老吉的品牌将被提前收回!
有人说,王老吉要是也被收购了的话,那肯定是城堡先从内部被攻破了,此话一点都不夸张。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振兴民族企业”,对于香港加多宝这种既有经营策略、又有社会担当的企业来说,岂不是一种奢侈?更重要的是,香港加多宝也好,汇源果汁也罢,都不是国营企业,非得扛上“民族企业”的大旗不可。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在最合适的时机售出。
更何况,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很容易陷入管理混乱、投资盲目、铺张浪费、裙带关系复杂等泥潭,从而走向死亡之路。企业的负责人也常像张瑞敏所说的,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秩序越来越规范,经营公司的难度明显加大”而觉得“手里的钱已经不少了,完全够花了,再干下去实在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随便玩玩,享受人生”。此外,同行的恶性竞争、政府官员的从中作梗、黑社会的肆意敲诈,都会让民营企业很难往更高层次发展。 史玉柱说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死法”绝非危言耸听。
与其如此,中国的民营企业还不如激流勇退,把个好端端的牌子交给成熟的国际大公司来打理,说不定还能让它多存在两年呢。企业家自身也乐得功成身退,或者重新创业。这些虽不是上上之策,却也是最不坏的选择。大家完全没必要透过“民族企业”的有色眼镜看待这一切。相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培育出一个成熟、健康、法治的经济环境。只有在成熟的经济土壤里,才有可能成长出伟大的企业家来,否则我们只能在“民族企业”的大旗下,见证巨人、爱多、三株、南德等“大败局”的一次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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