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说,国际媒体认为这两个问题即将成为与全球气候变化一样重要的环境问题,目前很多国际主流共识已经认同,这两个问题是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人类发明塑料以来,据有关的研究,地球上已经生产出83亿吨塑料,最后有63亿吨都成为塑料垃圾,而且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烧,另外的79%被掩埋或者散落在地球上。
我国是塑料生产和使用大国,我国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问题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对全球海上漂浮垃圾的模拟结果显示,我国对北太平洋漂浮垃圾的贡献率较大。有文献报导,通过使用沿海国家人口数量及产生废弃物数量估算海洋垃圾入海量,全球192个沿海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全球陆地进入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源头之一。另有报道认为88%~94%的全球海洋塑料负荷来自多条河流,而我国的长江、海河、黄河和珠江位列其中。上述文献的相关结果给我国造成较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塑料制品应用广泛,庞大的下游行业为我国塑料制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振兴石化行业规划细则》的出台,我国塑料制品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8年1-4月我国塑料制品产量为2044.55万吨,同比增长2.32%。2017年我国塑料制品产量为7515.54万吨,同比增长3.44%。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水质污染防治设备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预测》
我国于2007年起组织开展全国海洋垃圾污染监测工作,并于2016年开展了微塑料试点监测。随着对塑料垃圾在海洋环境中的逐渐积累,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凸显,现有监测工作已不能满足管理需求及有效应对相关国际事务。具体包括:一是海洋塑料垃圾入海通量不明,现有的监测数据仅支持对海洋塑料垃圾赋存现状的评估,无法估算河流、排污口、海上养殖和捕捞、海上勘探开发活动等输入塑料垃圾的通量,导致在应对负面报道时处于被动局面;二是塑料垃圾主要来源亟待查清,现有监测可通过成分鉴定初步判断塑料垃圾的可能来源,但缺少针对不同塑料制品行业的调查数据,无法深入掌握不同海岸和海上活动产生的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来源,制约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管控措施的制定;三是海洋塑料垃圾迁移路径不清,海洋塑料垃圾涉及跨界污染,现有监测站位主要分布在近岸海域,不足以支撑模拟和分析海洋塑料垃圾迁移路径和扩散范围。
尽管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海洋垃圾的法案,但是针对海洋垃圾的污染防治问题,我国陆续出台和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我国是较早发布“限塑令”的国家之一,并不断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据联合国报告显示,塑料灾难已经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按照目前的生产和处理的速度,预计到2050年将会累计产品210亿吨的垃圾。英国科学家在“science“上提出“微塑料”,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学术界也没有严格的定义,目前认为小于5毫米的纤维叫“微塑料”。特别危险的是吃的海鲜中都有微塑料的残留。这不仅对海洋生物已经造成了威胁,对人类健康的长期隐患也在研究过程中。
陈超说,2016年中科院发布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的抗生素污染与水环境的情况不容乐观,我国河流总体的抗生素程度较高。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首份全球抗生素耐药性监测报告,这种环境污染与耐用造成的结果是耐药性。再过10—20年现有的抗生素可能很难以对付所谓的超级细菌。抗生素的研发跟不上细菌的变异和耐药性。
这两个问题大家看上去都很熟,好像是老声常谈,而且这几年国家层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十年前限塑令,但是越限越多。我们抗生素也有史上最严的限抗令等。但是抗生素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人用在临床,而是兽用、农用。我们是最大的塑料制品生产国,虽然抗生素生产使用不是最大,但是据说临床和非临床占了全球总量的近一半。
“这样的前沿问题需要政、产、学、研、用一起加以研究、应对。”陈超建议,要鼓励上海的大学、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很多监测手段以及参与的话语权,参与国际标准治理规则的制定。同时建议尽快启动立法方面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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