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这对“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哪些影响?如何应对?日前,在海口举行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着重探讨了这一热点话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分析,反全球化、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影响全球的自由贸易,但各国仍然需要贸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需要基建也需要贸易来促进加快发展。因此,这反而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机会,中国可以通过基建来加大与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腹地国家的互联互通,同时扩大产能合作和经贸合作,互利互惠,从而切实推动全球化。
基建联通与贸易投资结合
迟福林建议,可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区。要以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例如,以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中国在构建立足周边、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贸区网络进程中,应积极推动与贸易互补国家间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降低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壁垒,加强贸易便利化措施。
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投资贸易谈判与服务贸易谈判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因为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将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快速升级,并将深刻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结构,这对加快服务贸易进程提出内在要求。
迟福林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简单的产能输出。一方面,中国某些产能与一些国家的市场需求相对接;另一方面,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巨大的服务型消费市场。这不仅成为支撑我国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利好。
此外,山东社科院院长张述存分析称,随着中国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尤其是推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存量由2003年末的13.2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末的924.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由2003年末的3.97%提高到2014年末的10.48%。从“一带一路”沿线内部的区域分布来看,截至2014年末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区域,占据一半以上比重;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和蒙俄地区吸收的中国投资大体相当,比重均在10%左右,中东欧地区吸收的最少,比重只有2.2%。
张述存建议,在推进“一带一路”基建的同时,中国应积极同沿线国家签订或升级双边投资协定,与沿线其他区域平台对接,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或者工业园区,同时注重对投资环境评估和服务平台建设。
新欧亚经济共同体可期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局限于沿线国家。目前,英国、德国乃至欧盟等都以参与亚投行等多种方式,参与了进来。渝新欧、义新欧、郑新欧、长安号等多趟中欧班列都已开通运行,将欧洲各国联通其中。
2015年9月底,“一带一路”已正式对接欧洲,中国参投欧盟3150亿欧元战略投资计划,进一步推动中欧产能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当时表示,“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新工业法国”,“英国制造2050”等战略都强调产业转型升级,而中国倡导的“亚欧互联互通”与构建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线、新欧亚大陆桥等基础设施项目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迟福林提出,应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自贸区的重大突破,这将有利于中欧市场优势互补,促进中欧双方经济转型与增长。
中改院课题组分析,中欧业已形成全面而紧密的经贸关系,也没有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目前,中国对建立中欧自贸区态度积极,欧盟把推进其与亚洲国家地区的自贸协定作为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德国、英国等均明确表达了对建立中欧自贸区的积极态度。
具体而言,该课题组建议,第一步在2016-2017年签署框架协议,2018-2019年,完成重点领域谈判,第三步,2020年争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主要谈判条款生效,正式建立中欧自贸区,为形成一体化的中欧大市场奠定基础。
此外,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全球治理及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主任佐耶夫表示,俄罗斯之前一度落后于WTO规则下的自由贸易体系,对自贸区也持谨慎观望态度,曾经拒绝了包括与新西兰等国在内的多个双边自贸区提议,对“一带一路”及中蒙俄经济走廊也谨慎观望。但现在,俄罗斯正开始改变,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逐渐转变态度,未来有望更多参与其中,加强与中国,乃至欧洲的经贸关系。
迟福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欧亚之间经济互补性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欧亚各国间势必将一步步加深经贸关系,并将从经贸扩展到方方面面,新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值得期待。
社会和环境因素不可忽视
除经济因素外,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不可忽视。在论坛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何佩德表示,一个月前,联合国和中国发改委签署了南南合作的备忘录,其中就涉及“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和中国发改委都强调人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同时,还有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因素。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表示,人心、情感的认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成败来说十分关键。“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动物,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地区宗教和民族观念十分强烈。”她说。
张述存也指出,不同文化和政体导致的认识分歧,以及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等因素影响,显然增加了风险。同时,“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显著。此外,经济波动、法律不健全等也易导致风险。
对此,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是百年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内涵、外延以及形式也都将不断发展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异、风险等的确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要谋生存谋发展,而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促进当地发展,大家可以互利共赢。互联互通不仅仅是基建层面的,也能逐渐扩大到其他方面。从实践来说,“一带一路”推进时可以“能者先行”,困难少、风险小的先做起来。
他还举例说,“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一方面需要中国制造的商品,但又担心大规模逆差,那么中国企业就直接在那里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帮助提高该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再把产品卖向全世界,中国企业得到了发展,该国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这就是很好的合作共赢。
陶一桃表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应该会逐渐发生变化。另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乃至交融也会逐步进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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