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单位发展：大都市抢滩登陆 小城市也不能丢

　　出版单位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跨地域的资源互补式经营为出版单位带来了更多的活力。纵观出版单位异地分支机构的发展趋势，从大的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向“上”奔，奔向有丰富出版资源的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二是向“下”走，在地级市建立分支机构，利用其文化与行政资源，扩大自身体量。不过在这个潮流中，异地分支机构是否真的如它的母体出版单位期待中的那样，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否能够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发展？

　　大都市抢滩登陆

　　优质的出版资源、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北京成为不少地方出版单位建立桥头堡的首选。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吸引着全国出版单位的目光。近一段时间，各地方出版单位在北京动作不断。今年6月，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在北京成立大道行思（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北京始祖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出版单位看重的是体制创新与资源的利用。”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除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外，上海、深圳也成为不少出版单位的首选。如今年中信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就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在今年1月和7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江西美术出版社分别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虽然上海、深圳等地的出版资源不能与北京相媲美，但在人力资源与体制创新上，这些地方可能还要优于北京。所以对很多出版单位而言，这些城市有可能成为新的出版文化交流中心，尽快抢滩登陆才是上策。

　　益处非常多

　　北京始祖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世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北京建立公司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出版社首先看中的是市场资源与作者资源，只要工作开展够细，各种作者与出版资源在北京都能够找到。其次是市场，包括三大图书电商网站总部都在北京。再次就是推广，北京的媒体资源丰富，对于出版社品牌的塑造至关重要。”大道行思（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清觉得，北京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可以为各地出版单位提供一片新天地，尤其是在品牌建设方面。他坦言，他在接触很多作者时发现，如果一家外地出版机构能在北京设有分支机构，那么作者就会对这家出版机构的印象加分不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觉得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对于出版单位的规模扩大和品种补充至关重要。华东师大社早在2002年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该办事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余名员工的较大型分支机构。王焰表示，当时建立北京办事处的原因是由于华东师大社高速发展急需迅速扩大规模，而北京丰富的出版资源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撑。

　　除此之外，北京的人才优势与管理优势也无法忽略。黎波举例，在北京图书中心成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会定期选派编辑到北京接受培训，这些编辑回到出版社后，为出版社编辑队伍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其中很多接受过培训的编辑，后来都走上了长江文艺社的重要岗位。此外，这些“京归”编辑身上所展现出的崭新的经营方式与市场运作能力，为出版社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如出版社对于畅销书的打造，以及由畅销品种带动长销品种的策略等。”在黎波看来，北京的分支机构与母体出版单位相互支撑，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余佐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中华书局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原因：“首要原因在于上海的出版大环境。我们都知道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出版重地，传承下了不少的优良传统。同时，上海人才资源与作者资源丰富，这一点和北京相比毫不逊色。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版权引进与输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上海图书市场大，读者素质高，消费能力强。”

　　余佐赞觉得中华书局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实际上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扩展了视野，能更好地服务于上海本地读者。

　　事实上，出版单位在深圳等一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凭着一线城市的地缘优势，所覆盖区域里广泛的读者分布以及较高的阅读需求，都在刺激着出版单位在这里安营寨扎。除了上述所说的几家出版单位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的分支机构早已在上海落地。在分支机构的设立形式上，与北京分支机构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如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或是非独立法人的图书中心。

　　管理有难度

　　对于各地方出版单位而言，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分支机构好处虽多，但是管理上难度也不小。

　　刘明清觉得能够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分支机构的出版单位，其市场化的程度会很高。之所以在“北上深”成立分支机构，出版单位目的之一就是想在机制上有所创新。出版单位希望保持分支机构活力的同时，更要保证其对母体出版单位有贡献。

　　王焰表示，出版单位设立分支机构，首先要找对人。她觉得无论是在“北上深”设立分支机构，还是在其他地方设置分支机构，只要找到合适的人，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其次，对于分支机构，母体出版单位一定要有掌控权，如在选题策划方面、财务方面等。不过，王焰也表示，要适当给予分支机构弹性：“如我们对于分社人事任免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不会干涉。”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各地出版单位在处理母体出版单位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时，更像是一场博弈。很多出版单位的北京、上海、深圳分支机构由于有资源的优势，想要有更超前的发展。而母体出版单位往往出于各种原因，选择较为保守的发展方式。如果双方目标一致，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沟通体制，双方就会很好地解决分歧。

　　在黎波看来，双方建立协商机制很重要。在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份分配上，虽然集团和出版社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并没有控股。公司章程规定，只有在持有2/3股份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公司才能做重大决定。“这使得我们在作决定的过程中必须相互妥协，共同将事业做好。”

　　同时黎波坦言，充分授权与信任是彼此合作的基础。“无论是北京图书中心，还是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江文艺社都给其团队建设、用人机制很大自主权。”

　　而刘明清觉得，只要母体出版单位的要求遵守企业制度、企业规范，分支机构在执行上都不会有问题。“事实上，一家出版企业有时候要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

　　赵世平觉得出版未来是一个创新产业，市场化的运作是关键。所以他也希望对分支机构的考核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同时母体出版单位也应该给予分支机构的一些合适的项目更多资金支持：“考核与分配的市场化，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特别重要。”

　　品牌待加强

　　分支机构成为品牌，甚至发展与母体出版单位并驾齐驱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其名气和总社不相上下。分支机构品牌的建立，为其母体出版单位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可谓“名利双收”。

　　不过很多分支机构的领导表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分支机构也存在一定困难，原因在于母体出版单位对于分支机构创造利润的考核比较严格，这就使得分支机构很难在品牌建设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与精力。

　　对此，王焰觉得，分支机构对构建品牌更为重要：“无论分支机构如何变动，品牌最终还是要落在母体出版单位身上，这终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除此以外，黎波还对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觉得分支机构发展到一定地步，就需要母体出版单位的资本投入，进行创新升级。现在黎波觉得自己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经落在了一些分支机构的后面：“我们在这些年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尤其在融资发展方面已经落在了其他分支机构的后面。当前分支业发展需要资本作为支撑，要想留住人才，还需要对分支机构的股权分配作进一步改革。因此未来公司的业务如何推进，是我们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我们只能不断推进，一步步协商、安排，寻求下一步的发展空间。”目前，黎波及其团队正立足图书，做“一体两翼”的开发。“一体就是立足图书本身，两翼则是IP开发和专家微课堂。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灵活的机制，将工作做得更好。”

　　小城市也不能丢

　　近两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出版单位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多为地级市）设立分支机构。例如，201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成立了陕西西北人教玉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临沂分支机构在临沂大学成立。2015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和济南出版社在潍坊设立了分支机构。河南人民出版社漯河分支机构在漯河日报社揭牌。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九江学院成立分支机构。今年6月，中国华侨出版社闽南分支机构及文物出版中心在石狮市成立等。

　　许多城市伸橄榄枝

　　这些二、三线城市虽然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与一线城市有差别，但是由于行政资源与当地特色资源的补充，使得它们也成为出版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出版单位的入驻，给予了不少政策支持，如房租优惠，甚至可以减免房租。国防工业社总编辑许西安接受媒体访问，在被问到为何要在山东小城潍坊设立分支机构时，就作出如下解释：“潍坊是有特色的小城，周边纸厂多，印刷厂也集中，所以希望有出版企业入驻。再如，潍坊高新区发展迅速，希望有文化产业入驻。还有，潍坊有书法传统，和我们出版社的副牌新时代出版社的书法类图书产业链有结合点。”地方政府投之以桃，那么出版单位也会报之以李。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柳州分公司，曾策划出版了城市名片类的“美丽柳州”丛书，包括《工业柳州》《商埠柳州》《风情柳州》《宜居柳州》《历史文化柳州》等，为当地文化做了很好的宣传。

　　根据自身的出版定位与当地的相关单位合作，这是很多专业出版社经常采取的形式。如苏州大学出版社与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南京分支机构。双方的合作更好地利用了彼此的优势资源，苏州大学社利用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背景，在军队健康文化、社会健康教育、医学知识普及等领域加强图书选题开发。

　　高校资源可补缺

　　再有就是与相关院校合作，这类模式以大学出版社为主。除了争夺教材教辅发行市场外，出版单位更看重的是建立合作的模式。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华南编辑部，就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挂牌成立。早在2010年，该社就开始筹划与全国主要外语专业院校合作，先后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大连外国语大学联系，就成立异地编辑部交换了意见。上海外教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华南编辑部成立后能够更好地将高校科研、教学资源转化为教学和科研成果，惠及广大外语学习者、教学者和研究者。而南京大学出版社在湖南理工学院成立出版中心，则希望全面整合湖南理工学院的出版资源，为学校学术研究成果、教育教学成果转化为出版物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校、企工作的互利双赢。与此同时，很多出版单位在与院校合作的过程中，还可以充分调动院校的师资和科研队伍力量。某些大学院系、教师，长期有编辑、写作图书的计划，也有固定的出版需求，这就相当于培育了固定的作者团队。高校读者的购买力一般较强，也顺带开发了校内的销售渠道。

　　有风险更有机遇

　　大道行思（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清觉得：“这些分支机构的建立不仅仅是指简单地开拓作者资源，还能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争取能够为当地教育和文化提供服务。”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余佐赞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战略布局：“如同围棋的布子。出版单位对地方的资源发展都会有一个合理的预估，不会让任何一块阵地丢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表示，出版单位如果有相应的特色资源可以尝试，不过这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有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了担忧，他们觉得这些城市的文化资源都较为单一，尤其读者购买力与一线城市差距较大；很多出版资源嫁接对象是行政机构、教育部门，而不是市场、读者，这就对其分支机构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风险。

　　而且在管控方面，由于某些地方行政色彩较浓，出版分支机构能否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考核体制也是问题之一，这中间是否会滋生不利于出版社品牌发展的因素，也未可知。

　　对此，刘明清认为改革与创新应该作为出版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重点：“好好做书，将自己的分支机构做成品牌才是其立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