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6月24日讯 全世界都已经行动起来，没有人会怀疑——“第四次”能源革命已经到来。
当华尔街破灭的金融工具链，证明了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球现存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财富来填泛滥化的货币时，整个全球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这个在繁荣时期常常被遗忘，而危机之中最后被拾起的动力。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高企的石油价格诱发了人类去寻找“替代矿物”能源，而是金融危机全面引爆了本轮“能源”变革。
全球经济领头羊的美国将经济复苏的突破点定在“新能源”。奥巴马政府上台时对于新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十分明显，引发了全球“新能源”更新潮。而他所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明确了包括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计划，并且聘用了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的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科学”引领的创新将再次发挥其魅力。
国际舆论喜欢把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与当年克林顿时期的IT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相提并论，其中确实有相同的历史境遇。同样是充满清新活力的民主党新兴政治领袖，同样借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恢复繁荣，也同样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泡沫”式的资本追逐。
中国也同样卷入了这场“新能源”变革之中。从2008年底以来，A股市场上“新能源”概念股受到追捧，而各地也一时兴起了一批光伏产业园区、风电设备制造商等等。政府的产业政策也随之建立。
国家能源局6月初表示，即将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光伏及核电运行的总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1.5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政策支持力度愈发明显。
同时，中国官方也给出了“新能源”的概念解释，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6月初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新能源很难界定，各国的说法都不一。”而从能源科技的角度看，“替代矿物”能源的办法确实有很多种，中国此次写入新能源规划的有6种，它们被分为两大类，一个方面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另一方面，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说对煤炭清洁的高效利用，比如说车用新型的燃料，以及智能电网。
这六种新兴产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新能源”技术，无疑这6项技术的突破和变动都会深深影响着我们。
寻找“新能源2.0”
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全世界“新能源”技术开发最活跃的地方可能还是在美国。无论未来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如何，源头处的技术革新是最初的动力，就像Web2.0一样撬动全球变革。
那么“新能源”技术的2.0会在哪里？无数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由IT技术革新闻名的“硅谷”，眼下正在涌动着寻找“新能源”进入实际产业的突破技术。
不久前，一位资深媒体人在金融危机后走访美国硅谷后写道：“在硅谷逗留的几天里，我能强烈地感到，即便经济仍在寒冬，即便硅谷不少公司倒闭、裁员，失业率在4月份已突破10％(在美国失业率平均水准之上)，但硅谷依然在奋力地领产业风气之先。除了今年以来大热的Twitter、大卖的Kindle这些关乎Web2.0的产品与模式，硅谷最活跃的产业神经，就是新能源。”
不知是不是巧合，处于加州的硅谷拥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充沛的日照和风力供给，都成为“新能源”技术中风能和试验的上乘选择。因此继IT技术之后，这里仍然延续着美国产业升级的创新动力。在新能源产业中的几个热点领域：如生物质能源、智能电网、电动车等，硅谷的新创公司层出不穷。
目前在那里，已经出现了被风投市场看中的项目。有媒体称，美国硅谷的LS9公司已经获得风投资金。他们的技术是将某种单细胞工业用酵母菌经过基因改造，以农业废料如碎木或小麦梗喂食后便使之能够分泌出石油。该公司的员工将此革命性的研发戏称为“石油2.0”。
这种细菌其实是单细胞工业用酵母菌，一只酵母菌的大小只有蚂蚁的十亿分之一。公司研究人员表示：“在5~7年前，这过程大概需时数个月，成本也要数十万美元；而现在只需数周，成本约为2万美元即可。”
有科学期刊评论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技术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次人与自然界的竞赛。如此看来，生物质能源从长远看是“新能源”革命技术的制高点。但是能否在近几年就产生科技“撬动”经济的效力，全球还在拭目以待。
而这种技术研发衍生的活力在美国也影响着其他方面，包括企业规划。有趣的是，2008年底，得益于IT革命起家的Google公司也宣布进入“新能源”投资。在谈到这么做的理由时，Google称是为了寻求更为有效的为其全球数据中心提供电力的途径。企业为未来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考虑，自身研发“新能源”革命技术也算是一种超越想象的“创新”。
“能源”政治
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单纯环境不同，“新能源”即将引发的政治外交格局将面临更多变数。
今年4月初，朱棣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等人分别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呼吁美国“放弃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运”。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如此高调地推出“新能源”概念，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源于美国被动的“石油政治”。美国目前的能源用量已远远超出其自身能供应的量，目前每天的耗油量为1600万桶，不足部分主要依赖石油进口和天然气，目前的缺额为上世纪70年代的3倍。
美国在迄今已持续了6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夺取中东地区的“控油权”。以改变前任政府政策、进行“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政府，一边主张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一边主张美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就是要既治标又治本，为未来大幅降低美国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的依赖程度而抢占新能源革命的先机，减少美国外交政策中“石油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长期从事环保和能源问题研究的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董事长、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海外特邀代表何平(博客)博士对此认为，一旦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显著下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外交、军事重点也将转移。
此外，美国的“新能源”政策还蕴含着和欧洲的政治角力。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比欧盟各国起步晚。欧盟各国由于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大量投入，其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
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目前，构成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到85%的比例。美国在国际外交谈判中因此难免被欧盟牵制。
也有观点认为，此次奥巴马政府试图展开新能源产业发展，是和欧盟争夺这种未来的“能源通货”建设的主动权。这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博弈。
以上是一些金融历史观察者的推测，更现实地看，中国目前也将面临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潜在威胁。目前更具操作性的做法是，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以美欧为主的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也成为中国需要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迫切理由。
中国策略
随着国家能源局近期拟定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出台，也标志着中国高调宣布全面开发“新能源”。从政府的意图看，背后更多是一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虑。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其次，是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
因此，在顺应全球“新能源”产业兴起的潮流之下，中国也迫于国际“减排”压力和经济增长内因需要开始大规模推进“新能源”产业。
目前，在本文开头提出的全球前沿的“新能源”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化学学科的交叉中产生的，但如此前沿的研究在中国目前还远没有进入“体制性”的研究阶段，也鲜有民间资本问津，仅仅是中粮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有一些研究开发项目。
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中提到的智能电网，其推出与传统电网改造之间所引发的改革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因此太阳能、风能产业中一些不涉及核心技术的中下游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却十分迅猛。而在短短的数年之间，行业内部已经引发了产能过剩之忧。以“太阳能”产业所需多晶硅为例，目前该概念股炒作十分凶猛，但实际上，随着近两年民间资本疯狂投资多晶硅领域，导致多晶硅产能已经大于需求。这使得政策制定部门也有些始料不及。
2008年年底以来，整体“新能源”板块在流动性推动及政策刺激的双重作用下发生大幅上涨，相对底部涨幅达129%，资本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活跃，也是看到了“新能源”终将改变现有能源供给状态的长远未来。
但进入2009年第二季度，“新能源”板块的“泡沫”开始浮现，中国的光伏产业和风电制造都在进行产业调整，行业所面临的困局也开始显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博客)近期就在一次访谈中对此冷静地表示，“新能源”在中国的一些产业，目前短期并不理想，他认为现在主要还是靠财政补贴。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发电，都不稳定，对电网的要求极高，只能算是“缝隙产品”。
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确实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对于光伏产业，3月份财政部和建筑部出台的“光伏屋顶计划”是里程碑式文件，预计目前申报的项目已经超过500兆瓦，甚至可能超过1GW。地方政府也出台措施支持光伏产业发展。财政部将实施“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加快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
但事实上，在诸多的“新能源”技术之中，中国目前最有实际作为的是煤炭的清洁利用。在CBN记者的采访中，很多能源专家就提出，中国目前70%都依赖煤炭，如果将对煤炭燃烧排放的“捕捉”技术运用到位，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同时高效利用煤炭资源，是中国当前最契合实际的技术需要。
与风能与太阳能发展受到热捧不同的是，煤炭捕捉技术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申银万国(行情 股吧)最新的一份《清洁煤发电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中指出，中长期而言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改变，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减少煤炭污染物及碳排放、发展清洁煤发电技术具有战略意义。
而朱棣文所领导的美国能源部一位中国能源小组的研究员不久前在美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的想法也颇具代表性，给当前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提供了一种冷静的思路。
他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能源运用最切实也是最重要的不是发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术，而是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投资于人力资源、软件以及管理。
也许，当一阵阵“新能源”投资和追捧的热潮退去的时候，真正扎根生长的技术才会慢慢显现，中国的“新能源”之路也会逐渐清晰。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宋蕾)
当华尔街破灭的金融工具链，证明了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球现存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财富来填泛滥化的货币时，整个全球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这个在繁荣时期常常被遗忘，而危机之中最后被拾起的动力。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高企的石油价格诱发了人类去寻找“替代矿物”能源，而是金融危机全面引爆了本轮“能源”变革。
全球经济领头羊的美国将经济复苏的突破点定在“新能源”。奥巴马政府上台时对于新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十分明显，引发了全球“新能源”更新潮。而他所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明确了包括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计划，并且聘用了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的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科学”引领的创新将再次发挥其魅力。
国际舆论喜欢把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与当年克林顿时期的IT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相提并论，其中确实有相同的历史境遇。同样是充满清新活力的民主党新兴政治领袖，同样借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恢复繁荣，也同样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泡沫”式的资本追逐。
中国也同样卷入了这场“新能源”变革之中。从2008年底以来，A股市场上“新能源”概念股受到追捧，而各地也一时兴起了一批光伏产业园区、风电设备制造商等等。政府的产业政策也随之建立。
国家能源局6月初表示，即将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光伏及核电运行的总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1.5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政策支持力度愈发明显。
同时，中国官方也给出了“新能源”的概念解释，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6月初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新能源很难界定，各国的说法都不一。”而从能源科技的角度看，“替代矿物”能源的办法确实有很多种，中国此次写入新能源规划的有6种，它们被分为两大类，一个方面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另一方面，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说对煤炭清洁的高效利用，比如说车用新型的燃料，以及智能电网。
这六种新兴产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新能源”技术，无疑这6项技术的突破和变动都会深深影响着我们。
寻找“新能源2.0”
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全世界“新能源”技术开发最活跃的地方可能还是在美国。无论未来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如何，源头处的技术革新是最初的动力，就像Web2.0一样撬动全球变革。
那么“新能源”技术的2.0会在哪里？无数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由IT技术革新闻名的“硅谷”，眼下正在涌动着寻找“新能源”进入实际产业的突破技术。
不久前，一位资深媒体人在金融危机后走访美国硅谷后写道：“在硅谷逗留的几天里，我能强烈地感到，即便经济仍在寒冬，即便硅谷不少公司倒闭、裁员，失业率在4月份已突破10％(在美国失业率平均水准之上)，但硅谷依然在奋力地领产业风气之先。除了今年以来大热的Twitter、大卖的Kindle这些关乎Web2.0的产品与模式，硅谷最活跃的产业神经，就是新能源。”
不知是不是巧合，处于加州的硅谷拥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充沛的日照和风力供给，都成为“新能源”技术中风能和试验的上乘选择。因此继IT技术之后，这里仍然延续着美国产业升级的创新动力。在新能源产业中的几个热点领域：如生物质能源、智能电网、电动车等，硅谷的新创公司层出不穷。
目前在那里，已经出现了被风投市场看中的项目。有媒体称，美国硅谷的LS9公司已经获得风投资金。他们的技术是将某种单细胞工业用酵母菌经过基因改造，以农业废料如碎木或小麦梗喂食后便使之能够分泌出石油。该公司的员工将此革命性的研发戏称为“石油2.0”。
这种细菌其实是单细胞工业用酵母菌，一只酵母菌的大小只有蚂蚁的十亿分之一。公司研究人员表示：“在5~7年前，这过程大概需时数个月，成本也要数十万美元；而现在只需数周，成本约为2万美元即可。”
有科学期刊评论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技术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次人与自然界的竞赛。如此看来，生物质能源从长远看是“新能源”革命技术的制高点。但是能否在近几年就产生科技“撬动”经济的效力，全球还在拭目以待。
而这种技术研发衍生的活力在美国也影响着其他方面，包括企业规划。有趣的是，2008年底，得益于IT革命起家的Google公司也宣布进入“新能源”投资。在谈到这么做的理由时，Google称是为了寻求更为有效的为其全球数据中心提供电力的途径。企业为未来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考虑，自身研发“新能源”革命技术也算是一种超越想象的“创新”。
“能源”政治
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单纯环境不同，“新能源”即将引发的政治外交格局将面临更多变数。
今年4月初，朱棣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等人分别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呼吁美国“放弃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运”。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如此高调地推出“新能源”概念，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源于美国被动的“石油政治”。美国目前的能源用量已远远超出其自身能供应的量，目前每天的耗油量为1600万桶，不足部分主要依赖石油进口和天然气，目前的缺额为上世纪70年代的3倍。
美国在迄今已持续了6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夺取中东地区的“控油权”。以改变前任政府政策、进行“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政府，一边主张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一边主张美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就是要既治标又治本，为未来大幅降低美国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的依赖程度而抢占新能源革命的先机，减少美国外交政策中“石油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长期从事环保和能源问题研究的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董事长、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海外特邀代表何平(博客)博士对此认为，一旦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显著下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外交、军事重点也将转移。
此外，美国的“新能源”政策还蕴含着和欧洲的政治角力。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比欧盟各国起步晚。欧盟各国由于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大量投入，其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
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目前，构成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到85%的比例。美国在国际外交谈判中因此难免被欧盟牵制。
也有观点认为，此次奥巴马政府试图展开新能源产业发展，是和欧盟争夺这种未来的“能源通货”建设的主动权。这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博弈。
以上是一些金融历史观察者的推测，更现实地看，中国目前也将面临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潜在威胁。目前更具操作性的做法是，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以美欧为主的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也成为中国需要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迫切理由。
中国策略
随着国家能源局近期拟定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出台，也标志着中国高调宣布全面开发“新能源”。从政府的意图看，背后更多是一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虑。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其次，是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
因此，在顺应全球“新能源”产业兴起的潮流之下，中国也迫于国际“减排”压力和经济增长内因需要开始大规模推进“新能源”产业。
目前，在本文开头提出的全球前沿的“新能源”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化学学科的交叉中产生的，但如此前沿的研究在中国目前还远没有进入“体制性”的研究阶段，也鲜有民间资本问津，仅仅是中粮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有一些研究开发项目。
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中提到的智能电网，其推出与传统电网改造之间所引发的改革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因此太阳能、风能产业中一些不涉及核心技术的中下游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却十分迅猛。而在短短的数年之间，行业内部已经引发了产能过剩之忧。以“太阳能”产业所需多晶硅为例，目前该概念股炒作十分凶猛，但实际上，随着近两年民间资本疯狂投资多晶硅领域，导致多晶硅产能已经大于需求。这使得政策制定部门也有些始料不及。
2008年年底以来，整体“新能源”板块在流动性推动及政策刺激的双重作用下发生大幅上涨，相对底部涨幅达129%，资本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活跃，也是看到了“新能源”终将改变现有能源供给状态的长远未来。
但进入2009年第二季度，“新能源”板块的“泡沫”开始浮现，中国的光伏产业和风电制造都在进行产业调整，行业所面临的困局也开始显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博客)近期就在一次访谈中对此冷静地表示，“新能源”在中国的一些产业，目前短期并不理想，他认为现在主要还是靠财政补贴。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发电，都不稳定，对电网的要求极高，只能算是“缝隙产品”。
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确实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对于光伏产业，3月份财政部和建筑部出台的“光伏屋顶计划”是里程碑式文件，预计目前申报的项目已经超过500兆瓦，甚至可能超过1GW。地方政府也出台措施支持光伏产业发展。财政部将实施“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加快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
但事实上，在诸多的“新能源”技术之中，中国目前最有实际作为的是煤炭的清洁利用。在CBN记者的采访中，很多能源专家就提出，中国目前70%都依赖煤炭，如果将对煤炭燃烧排放的“捕捉”技术运用到位，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同时高效利用煤炭资源，是中国当前最契合实际的技术需要。
与风能与太阳能发展受到热捧不同的是，煤炭捕捉技术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申银万国(行情 股吧)最新的一份《清洁煤发电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中指出，中长期而言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改变，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减少煤炭污染物及碳排放、发展清洁煤发电技术具有战略意义。
而朱棣文所领导的美国能源部一位中国能源小组的研究员不久前在美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的想法也颇具代表性，给当前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提供了一种冷静的思路。
他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能源运用最切实也是最重要的不是发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术，而是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投资于人力资源、软件以及管理。
也许，当一阵阵“新能源”投资和追捧的热潮退去的时候，真正扎根生长的技术才会慢慢显现，中国的“新能源”之路也会逐渐清晰。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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