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互联网营销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市场竞争态势报告》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大门紧闭，联合执法人员爬梯子翻墙去开门。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新京报记者从静海区委宣传部获悉，截至昨日17时，静海区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累计排查出租房屋6557处，排查其他点位2997处，断水断电11处，张贴标语1281幅，入户宣传19900户，发放宣传材料13000份，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
昨日上午，天津警方、静海区打传办联合多部门，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新京报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在王家楼村清理两处传销窝点，现场已空无一人。窝点内遗留的资料中，有个人简介、课堂笔记。新京报记者翻阅25份个人简介发现，其中有9份成员的学历显示为“大专”和“本科”。
传销窝点管理规定：领导的袜子每天洗
昨日上午，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片寂静，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一些老人妇孺。
上午9时，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乘坐多辆警车进入了这个村子。
打传队员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木梯攀爬进院墙，踏进屋子，迎面扑来的酸臭味让静海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的现场负责人岳海鼻子一阵难受。
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厅两室民宅，内部人去楼空。屋子旁的几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不少学生的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求职简历。
数十张手写的个人资料中，不少成员学历一栏为“本科”、“大专”，记者翻阅前25张中，有9张的学历显示为“大专”或本科，年龄则在21-24岁之间。
屋子还能看到散落的传销人员听课笔记和扑克牌，随手翻开几页，上面用黑色的碳素笔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致富心得”。
墙上还贴有一些规矩，如：下午领导来时，主动上前握手、打水、擦手；领导在家时，屋里的水半个小时换一次；进出门必须说各位老板辛苦了；领导的袜子、鞋子必须每天洗刷，车每天擦；领导的洗漱用品、衣服等必须全部认识；不可越级。
考勤记录显示，5月份，签到人数共有23人。在近3月的考勤记录表中，刘浩玉、余智庭、石友军、王尧四人的名字一栏备注为“死”，此后再无他们的签到信息。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传销窝点中的多名成员，对于“死”的意思，他们表示也不清楚。
传销笔记写“要成功先发疯”等语句
传销窝点中一个笔记本里，分章节记录了部分课程内容。记者观察发现，每一次笔记的第一段，均会写“今天行业是个100%成功的行业，50%做人，50%赚钱。你的改变有多大，你的网络就有多大、每天进步百分之一，100天就是一个成功者”。
课程内容包含“如何邀约”（带人进来）、“自身的态度”等内容。“如何邀约”一栏的笔记显示，有时间，有野心，做生意失败，赔了本想翻身，但不主动出力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才不遇的人均在可邀约之列。网上在逃犯、公务员、家中的顶梁柱、年龄大于27岁的则在不可邀约之列。
多本传销窝点的笔记中，有“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眼。
讲述
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对话
传销人员“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
新京报：进传销组织多久？
王奎：8个月了。之前，一个网友说帮我找工作，带我去宿舍，然后就来到这里。
新京报：每天干些什么？
王奎：早上起来就是开始玩牌，然后吃饭，吃完就讲课、学东西，还要教新来的，和他们贯通贯通思想。下午就玩玩，晚上再开课，差不多十点睡觉。
新京报：交钱了吗？
王奎：交了3万多。第一回交了两千九，后来又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三万块。
新京报：为什么交了那么多？
王奎：当时被忽悠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这么说，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盲从心理。
新京报：钱从哪里来的？
王奎：向家里面要的，说开烧烤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不能赚钱的？
王奎：干了一段时间吧。感觉可能回不来了。太难了，赚不到钱，得不到什么东西。其实，月初那个时候我就想走。跟一个寝室的领导说了，他说月中再让我走。
新京报：最长在这里待过多久？
王奎：我见过最长的，六七个月吧，但其他的也有两年多的。
新京报记者赵凯迪林斐然实习生郑苗赵今朝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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