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化工风险与机遇并存

　　煤化工一度被视为保障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但出现今年这一幕却令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周凤起看来，高油价是发展煤化工尤其是现代新型煤化工的最根本原因。我国是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因此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新型煤化工，不仅是出于经济性的考虑，更是出于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但由于煤化工是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产业，同时还面临着技术、市场和资源环境约束的风险，因此发展煤化工既有机遇也有很大的风险。

　　“应该看到，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对煤炭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资金和社会配套条件要求较高，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承载能力，出现了盲目规划、竞相建设煤化工项目的势头，如不及时纠正，必将带来巨大损失。”周凤起说。

　　其中，煤炭资源的制约是首要问题。煤制液体燃料用煤量大，一座年产250万吨的煤炭直接液化厂，年需要煤炭1100万－1500万吨。如煤制油工厂服务年限50年，煤矿回采率40％，需要可采储量13.7亿-18.7亿吨，而且要求煤质稳定。

　　在水资源制约方面，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而目前规划的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处于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水平的十分之一。“一个百万吨煤制油厂可能要消耗千万吨的水。不合理的煤化工规划将会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周凤起说。

　　最后，煤化工产业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高污染、高安全要求的行业，煤化工项目大多处在煤炭主产区，环境容量十分有限，通常排污总量已经用完。有没有排污容量是新上项目的必要条件。另外，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CO2排放也须引起注意。一个年产油品300万吨的间接煤液化厂，原料煤生产部分排出的CO2就达880万吨。

　　“总体上，煤化工技术在‘十一五’只处于产业化示范阶段，主要工作应是完成产业化的示范工作，而不是铺摊子。规模化发展可能发生在‘十二五’中后期或2020年前后，届时必须合理规划，有序发展，促进煤炭向深度加工发展。”周凤起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上，今年出现的这一重大产业变局正是前几年疯狂扩张种下的恶果，这足以让整个煤化工行业展开反思。由于当初投资热情高涨、产业推进过快，相当一部分煤化工项目如今已深陷于自己挖掘的产业“黑洞”之中——所谓“风险”已凸显无疑。

　　“现在一个更大的风险是，很多焦化企业都在考虑减员。一旦出现大规模减员，则可能给社会稳定也带来影响。”胡益之对此不无担心。

　　据山西省中小企业局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以来山西省中小企业停产倒闭8000多家，影响就业人数40多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作为当地产业支柱的焦化企业，如吕梁的大土河集团一周内就裁员7000余人。

　　胡益之透露，现在焦化企业最大的期望就是国家能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例如出口退税的优惠能否恢复。过去，我国焦炭出口可获退税15%，但后来不仅退税取消，更须另外加征25%的关税。

　　“我们希望政府能对焦炭出口关税有所调整。另外，高昂的煤价一直是焦化企业的沉重负担。如果政府对煤价也能有所调控，则同样能帮助企业脱困。”李猛说。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最新推出的4万亿拉动内需计划令焦化企业现出一丝生机。后者期待基础设施建设能拉动钢铁需求，继而带动焦炭市场的回暖。

　　“但也应该看到，国家政策在出台后会有一个过渡期，行业需求受到影响至少要在四五个月以后。即便拉动内需政策落实到位，焦化行业的回暖也要到明年五六月份。”山西当地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焦化企业老总对本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企业还是应该从最坏处考虑。一旦政策落实不力，则焦化行业的困局将延续到明年八九月份甚至更久。

　　气化煤或成煤化工新路径

　　在当前煤焦化企业已然焦头烂额、煤液化行业又遭遇政策“棒喝”的时点，整个煤化工几可用一片惨淡来形容。有些市场人士甚至怀疑这个行业是否已到了穷途末路。

　　能源战略专家、《中国改革》杂志顾问武建东并不如此认为。在他眼中，占据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近7成的煤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而关键在于一种合理的使用方式。

　　胡益之也表示，煤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绝对不应只被当作煤来用，而应让它从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从我国现有的能源体系出发，能源结构调整应考虑几方面因素：一是尽快实现以气体能源为主要能源；二是应该推行石油独立供给制度；三是能源转型不能太急。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还是应集中开发煤炭。”武建东在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时说。

　　据他介绍，我国能源结构一直都是以煤炭消费为主。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了69.5%，原油占18.3%，天然气只占3.4%，水电、核电及其他能源占7.5%。按照这样一个能源结构，水电、核电及其他能源（包括太阳能）要从7.5%的比例提升到20%，则投资规模非常巨大，估计需要2000亿-30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而且水电、核电、太阳能都是见效周期长的行业，需要两到三年才有结果。这其中，2000亿-3000亿启动资金需要国家财政直接介入，产业投资规模更要超过1万亿元。

　　“事实上，要把7.5%的比例迅速提到20%是不现实的。有人提出要以水电、核电作为我国的主导能源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具备这种爆发性提升的可能性。”武建东认为，中国能源结构的改造就是要立足这69.5%的煤炭来改造。

　　但目前，中国使用煤炭的主要的问题是环境影响大；其次是物流成本过高，因为煤炭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需要通过海运和铁路运输，对整个中国的物流的冲击比较大。

　　为此，武建东提出：借助大规模技术革命提升煤的利用方式，将煤转变成一种清洁能源。通过气化使用煤，使中国的煤炭利用达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平。这是解决上述几大问题的一条出路。

　　具体而言，煤炭的气化销售有三种方式：一是先气化再销售。在产煤区就把煤气化，建立全国的出气管网，把气化煤从管网直接从产煤区运到消费地区。二是先把煤气化再液化冷冻起来运输。三是在维持煤炭大规模运输的前提下，强制终端用户限期使用气化煤，也被称作“整体煤气化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工厂”，也就是将煤炭气化再净化成合成气，把剩下的固体废渣、废料做成建材，再实现余热利用，相当于是“一煤多用”。

　　“上述三种方式可同时起步。此外，政府应注重建立全国的输气管网，将产煤区和消费区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物流成本可大大减少。”武建东称，“煤炭气化是比煤液化更高明的战略。一方面，气化成本最低；另一方面还节约了物流费用，实现‘一煤多用’的可能。”

　　在他看来，我国北方煤炭产量这么高，如果推行这一方法，煤炭价格会不升反降，因为供需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了，相当于通过国家输气管网将电厂或用户和产煤区统筹到一起。而气化煤输气管网的建设原理、建设路径基本与原油管网相同，这方面技术也非常成熟。

　　“这样的话，我们能在数年内分区、分阶段地实现能源利用转变的目标，能使占我国能源结构70%左右的煤炭实现清洁使用，且达到世界顶端水平。”武建东认为，这一点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做到这一步，则中国能源安全在未来十年内不太可能出问题，而中国的工业也能获得相对低廉的成本。

　　“为此，应使用排污收税、气化补贴的方式，迅速推进气化煤的使用计划。理论上，如果国家支持，三年内就可达到15%的气化煤水平，五年内可达到30%-40%的气化煤水平。也就是说，五年内我们就能把中国的能源使用带到一个很高的世界级水平。”武建东说。

　　在他看来，我国20多亿吨煤的气化使用和输送方式一旦得以解决，将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同时，这对中国生态环境也是有利的改善，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更是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