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九大闭幕，会议中所提出的新时代宏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应回顾并讨论一些有关谬误。
“中国经济下行”论调的谬误
这几年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不是“不争”，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增长率是负的才是下行，中国只是增长率下降了，现在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即使是6%也是高速增长。对比以前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有所下降，但以前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高速增长。所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来算，现在中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约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但在实际的产量增加上，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因此，笔者认为，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被高估，有可能反而是被低估了。
201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是6.9%，但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比2014年的7.4%大；2016年GDP的增长率是6.7%，同样经济总量又比2015年的6.9%大得多。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今年的增长，预计又会比去年的大得更多。一些台湾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这是错误的。中国今后即使只有4%的增长，也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场。
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
一个被国内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债务总额快速增加，相对于GDP增加，债务率也同时增加。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经占到GDP比重约256%，与美国的大概相等，但比日本的373%低很多。虽然债务高未必完全没有问题，但笔者综合以下原因来看，认为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不大。
一是中国储蓄率比多数国家大很多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包括欧美澳日等很多国家的储蓄率不到5%，而中国的高达47%，大约是他们的十倍。储蓄率高，偿还债务的能力也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低储蓄率国家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例）到x%才有问题，那么中国的债务即使到3x%也没有问题，何况中国现在的债务率比很多国家还低很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中国到2022年的债务率会接近300%。但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极高的储蓄率，这也不是大问题。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多数国家高很多。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债务问题严重性有关。如果增长率高，尤其是比利率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没有大量新债务的累积，原有债务相对于GDP会减少。原有债务如果没有偿还，会以利率的速度增加，而GDP以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因此，如果增长率大于利率，则债务问题随着时间而减少。例如，某个代表性国家甲，其名义GDP增长率是4%，而利率是5%，那么如果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增加约21%。相反的，假定另外一个国家乙（像中国），名义GDP增长率是9%，利率是5%，同样假定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减少约53%，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与甲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三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考虑一个家庭，如果欠他人（包括银行）债很多，占其家庭资产、收入与储蓄很高的比例，则这个家庭的债务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家人欠家人的，从整个家庭而言，则并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是内债，是国人欠国人的，从整个国家而言，也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
四是中国的债务大致是正确政策的一些副作用。中国现在的债务，主要是为正确应付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等金融与财政宽松政策，以及后来一些相关措施造成的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后果，只要去处理，假以时日，应该能够解决。现在有人说4万亿造成了浪费与问题，包括债务等。但是笔者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起到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难免有一些微观上的浪费，但宏观上是需要的。根据正统的经济学观点，包括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只增加价格，不影响产量，市场可以自动调节。
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这4万亿可能是需要的。多年来，笔者把传统的宏观、微观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这三个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称为综观经济分析（与一些其他也称为综观经济学的不同）。根据这个分析得出，如果假定完全竞争，必然得到弗里德曼或货币学派的结论，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然而，如果不假定完全竞争，也还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结果，但也可能得到凯恩斯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货币学派与凯恩斯都是综观分析的特例。
五是中国的债务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绝大多数能够发大财的人，都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储蓄，还会借钱来投资，只要回报率大于利率，就能够赚钱。债务高，如果资产更高，并没有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7年的《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中的表述，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165%，但其资产却占GDP的306%，政府的资产远远超过其债务，其净资产也远远超过GDP，完全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
六是中国政府的功能强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机的爆发与扩散。政府从财政、社会保险、土地、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年收入占GDP的近40%，经济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对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控制，可以强力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比如对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中国经济体系转型为市场经济，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充分转型，因此有更多利用市场的空间。对平等的追求，应该在整体平等政策方面着手，而不是在个别措施上，这样才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平等水平。不过，在处理金融危机这方面，强势政府有其优势。
中国今后发展前景
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
第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
第二，中国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增长。中国著名学者林毅夫强调过后发优势，他最近讲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一个要点是关于“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处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林毅夫指出，人们没有看到拉美国家在几十年前处于那个收入水平的时候，美国的收入比现在的收入低很多。所以，对比美国当时的收入百分比来讲，拉美国家大概是40%，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只有20%多，离40%还差很多，赶超的空间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时候还大，因此后发优势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传统，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人说出口增长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费，所以鼓励消费。我是非常反对鼓励消费的，人们多储蓄是因为人们把现在的钱留在将来消费，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总需求不降低。如果鼓励消费，让华人损失传统的优点，我认为长期而言是不利的。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只有在总需求不足时才有短期功能；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要靠供给方面的贡献。
第六，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是成功的，例如上述的4万亿问题，我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
第七，中国人口多是优点。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笔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优点。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还有“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全社会可以用的。关于人口、移民，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看法：当你上地铁很拥挤时，或者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车厢内的乘客减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驾驶，就可以有座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谬误呢？因为如果给定人均投资，如人口与车辆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会更加厉害。人口少，车也少，方便程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根据大城市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将来的问题可能是生育不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应该适当放松。
上述七个优点是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大致没有改变，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维持稳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肯定是会跨越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时间点：2035年与2050年。如果从今年（2017年）到2035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5.5%，到2035年将会是今年的2.62倍多，早已超越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如果从2035年到2050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是4.5%，到2050年会是2035年的1.935倍，今年的5倍多，将是高收入水平的高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包括继续改革开放，增加对市场的利用，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等。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相信改革开放会继续。因此，可以预见中国不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赶美。笔者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中国已经大致实现小康水平，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影响人民幸福的其他因素，包括环保、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更加公平、道德水平等。
“中国经济下行”论调的谬误
这几年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不是“不争”，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增长率是负的才是下行，中国只是增长率下降了，现在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即使是6%也是高速增长。对比以前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有所下降，但以前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高速增长。所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来算，现在中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约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但在实际的产量增加上，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因此，笔者认为，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被高估，有可能反而是被低估了。
201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是6.9%，但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比2014年的7.4%大；2016年GDP的增长率是6.7%，同样经济总量又比2015年的6.9%大得多。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今年的增长，预计又会比去年的大得更多。一些台湾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这是错误的。中国今后即使只有4%的增长，也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场。
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
一个被国内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债务总额快速增加，相对于GDP增加，债务率也同时增加。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经占到GDP比重约256%，与美国的大概相等，但比日本的373%低很多。虽然债务高未必完全没有问题，但笔者综合以下原因来看，认为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不大。
一是中国储蓄率比多数国家大很多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包括欧美澳日等很多国家的储蓄率不到5%，而中国的高达47%，大约是他们的十倍。储蓄率高，偿还债务的能力也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低储蓄率国家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例）到x%才有问题，那么中国的债务即使到3x%也没有问题，何况中国现在的债务率比很多国家还低很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中国到2022年的债务率会接近300%。但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极高的储蓄率，这也不是大问题。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多数国家高很多。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债务问题严重性有关。如果增长率高，尤其是比利率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没有大量新债务的累积，原有债务相对于GDP会减少。原有债务如果没有偿还，会以利率的速度增加，而GDP以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因此，如果增长率大于利率，则债务问题随着时间而减少。例如，某个代表性国家甲，其名义GDP增长率是4%，而利率是5%，那么如果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增加约21%。相反的，假定另外一个国家乙（像中国），名义GDP增长率是9%，利率是5%，同样假定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减少约53%，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与甲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三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考虑一个家庭，如果欠他人（包括银行）债很多，占其家庭资产、收入与储蓄很高的比例，则这个家庭的债务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家人欠家人的，从整个家庭而言，则并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是内债，是国人欠国人的，从整个国家而言，也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
四是中国的债务大致是正确政策的一些副作用。中国现在的债务，主要是为正确应付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等金融与财政宽松政策，以及后来一些相关措施造成的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后果，只要去处理，假以时日，应该能够解决。现在有人说4万亿造成了浪费与问题，包括债务等。但是笔者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起到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难免有一些微观上的浪费，但宏观上是需要的。根据正统的经济学观点，包括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只增加价格，不影响产量，市场可以自动调节。
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这4万亿可能是需要的。多年来，笔者把传统的宏观、微观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这三个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称为综观经济分析（与一些其他也称为综观经济学的不同）。根据这个分析得出，如果假定完全竞争，必然得到弗里德曼或货币学派的结论，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然而，如果不假定完全竞争，也还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结果，但也可能得到凯恩斯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货币学派与凯恩斯都是综观分析的特例。
五是中国的债务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绝大多数能够发大财的人，都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储蓄，还会借钱来投资，只要回报率大于利率，就能够赚钱。债务高，如果资产更高，并没有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7年的《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中的表述，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165%，但其资产却占GDP的306%，政府的资产远远超过其债务，其净资产也远远超过GDP，完全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
六是中国政府的功能强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机的爆发与扩散。政府从财政、社会保险、土地、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年收入占GDP的近40%，经济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对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控制，可以强力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比如对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中国经济体系转型为市场经济，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充分转型，因此有更多利用市场的空间。对平等的追求，应该在整体平等政策方面着手，而不是在个别措施上，这样才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平等水平。不过，在处理金融危机这方面，强势政府有其优势。
中国今后发展前景
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
第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
第二，中国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增长。中国著名学者林毅夫强调过后发优势，他最近讲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一个要点是关于“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处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林毅夫指出，人们没有看到拉美国家在几十年前处于那个收入水平的时候，美国的收入比现在的收入低很多。所以，对比美国当时的收入百分比来讲，拉美国家大概是40%，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只有20%多，离40%还差很多，赶超的空间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时候还大，因此后发优势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传统，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人说出口增长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费，所以鼓励消费。我是非常反对鼓励消费的，人们多储蓄是因为人们把现在的钱留在将来消费，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总需求不降低。如果鼓励消费，让华人损失传统的优点，我认为长期而言是不利的。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只有在总需求不足时才有短期功能；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要靠供给方面的贡献。
第六，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是成功的，例如上述的4万亿问题，我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
第七，中国人口多是优点。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笔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优点。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还有“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全社会可以用的。关于人口、移民，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看法：当你上地铁很拥挤时，或者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车厢内的乘客减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驾驶，就可以有座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谬误呢？因为如果给定人均投资，如人口与车辆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会更加厉害。人口少，车也少，方便程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根据大城市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将来的问题可能是生育不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应该适当放松。
上述七个优点是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大致没有改变，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维持稳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肯定是会跨越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时间点：2035年与2050年。如果从今年（2017年）到2035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5.5%，到2035年将会是今年的2.62倍多，早已超越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如果从2035年到2050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是4.5%，到2050年会是2035年的1.935倍，今年的5倍多，将是高收入水平的高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包括继续改革开放，增加对市场的利用，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等。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相信改革开放会继续。因此，可以预见中国不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赶美。笔者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中国已经大致实现小康水平，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影响人民幸福的其他因素，包括环保、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更加公平、道德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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