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要向改革求解

　　“重大结构性失衡”，是对我国经济突出问题根源的把脉，而要对症施治，还得多靠对某些旧机制和产权问题的改革。

　　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的“把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新华社报道，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概念，是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首次提出，也可以说是经过一年多实践以后摸索出来的重要经验。

　　“重大结构性失衡”，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的内涵：首先，“结构性”是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也就是说，“结构性”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也是其落脚点，离开“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就没有价值、失去意义。

　　其次，需要着手解决的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而非一般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像“三去一降一补”涉及的问题，就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

　　说重大结构性失衡是中国经济突出矛盾的根源，也是“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下对问题的精确诊断。毕竟，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就在于产能过剩。而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矛盾，都是产能过剩引起的，或与产能过剩密不可分。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曾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负债率超过70%，此外粗钢产能利用率由2010年的79%下降到2015年的70%左右，钢铁产能已由区域性过剩逐步演变为绝对过剩。东北的有些僵尸企业，就是其表征。

　　更可怕的，不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能过剩”，或是在经济过热下产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而是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供需结构脱节。因其涉及行业、领域较多，影响程度深远，若不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危险甚至危机。

　　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化解产能过剩都会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途径，就是以改革促转型。用改革手段去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不是就具体问题谈具体问题，也不能只针对“五大任务”去改，而应立足于对供给端妨碍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旧体制的改革。

　　尤其是“有形之手”越位和缺位比较严重、起反作用比较大的领域，应作为改革的重点。这就要求通过产权确权和保护、负面清单等举措，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让过剩产能在改革中逐步转化成有效产能，更不断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值得强调的是，过去在结构调整方面，始终存在着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干预的现象，价格调控如此，投资调控亦是，不是收缩银根就是调控手段“一刀切”。所以，调控的结果也始终避不开大起大落、忽冷忽热。但地方政府行政力量推动，本就是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此情形下，这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也回避不了用行政手段，如减少财政补贴、对处于僵尸状态的企业停贷等，但从总体上讲，仍要靠改革，以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为切入点。因为市场是调适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需求对供给的依赖性的最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