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结构性失衡”,是对我国经济突出问题根源的把脉,而要对症施治,还得多靠对某些旧机制和产权问题的改革。
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的“把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新华社报道,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概念,是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首次提出,也可以说是经过一年多实践以后摸索出来的重要经验。
“重大结构性失衡”,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的内涵:首先,“结构性”是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也就是说,“结构性”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也是其落脚点,离开“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就没有价值、失去意义。
其次,需要着手解决的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而非一般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像“三去一降一补”涉及的问题,就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
说重大结构性失衡是中国经济突出矛盾的根源,也是“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下对问题的精确诊断。毕竟,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就在于产能过剩。而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矛盾,都是产能过剩引起的,或与产能过剩密不可分。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曾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负债率超过70%,此外粗钢产能利用率由2010年的79%下降到2015年的70%左右,钢铁产能已由区域性过剩逐步演变为绝对过剩。东北的有些僵尸企业,就是其表征。
更可怕的,不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能过剩”,或是在经济过热下产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而是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供需结构脱节。因其涉及行业、领域较多,影响程度深远,若不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危险甚至危机。
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化解产能过剩都会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途径,就是以改革促转型。用改革手段去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不是就具体问题谈具体问题,也不能只针对“五大任务”去改,而应立足于对供给端妨碍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旧体制的改革。
尤其是“有形之手”越位和缺位比较严重、起反作用比较大的领域,应作为改革的重点。这就要求通过产权确权和保护、负面清单等举措,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让过剩产能在改革中逐步转化成有效产能,更不断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值得强调的是,过去在结构调整方面,始终存在着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干预的现象,价格调控如此,投资调控亦是,不是收缩银根就是调控手段“一刀切”。所以,调控的结果也始终避不开大起大落、忽冷忽热。但地方政府行政力量推动,本就是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此情形下,这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也回避不了用行政手段,如减少财政补贴、对处于僵尸状态的企业停贷等,但从总体上讲,仍要靠改革,以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为切入点。因为市场是调适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需求对供给的依赖性的最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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