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分析。作为一名学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显然对“软件”创新思考得更深,他将范围扩大到城市建设的驱动力。他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广受好评的快捷巴士为例,认为“创新驱动”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投资。
当“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共识,创新驱动力来自哪里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已经提倡多年要更多地用创新驱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而实际的效果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依然没有占到更高份额?中国应该怎么做?政府、企业应该怎么做?”在3月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经济峰会“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分会场上,主持人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公司创始人李东生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南车股份公司董事长郑昌泓及欧莱雅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让•保罗•安巩抛出了这些问题。
“新红利时代”更需要“软件”创新
根据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的“创新驱动”概念,创新驱动阶段的前两个阶段分别为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和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随着人口数量红利渐退,产能过剩、房市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货币超发和低效投资等问题的暴露,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已成为迫切需求。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过,与会嘉宾并不认为“创新”仅仅指科技等“硬件”的创新,他们更重视思想、管理方式、文化等“软件”的创新,并且“软件”创新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多次社会进步靠的是科技的突破,但是也不乏很多次是靠创意的推动。特别是我们国家进入了通过改革释放红利的新时代,这次改革和30年前的改革有很大不同,那个时候改革主要是"松绑",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是需要创意。”林左鸣以近两年大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认为现在很多产品的产生不再是单纯的物质的制造,“旧事物”通过被赋予新的理念、新的文化内涵提升价值。“当物质财富的生产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新的物质财富生产是基于新的技术突破时,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创意组合也是一股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你可以用现有的资源,通过创意的形式实现创新。”
“技术可以花钱买,但是创新的能力是花钱买不到的。”郑昌泓也认为,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发展思路、路径和模式的变革。“这个变革的过程不仅需要创新的知识、技术、组织制度、商业模式等发挥有效的作用,更需要对原始的发展方式,创新增长的理念和相关创新体制进行改变。”
作为一名学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显然对“软件”创新思考得更深,他将范围扩大到城市建设的驱动力。他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广受好评的快捷巴士为例,认为“创新驱动”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投资。“城市需要一个能保证长期投资的税基,因为以创新驱动城市建设也需要考虑公共财政的来源。”
“创新驱动”应尊重市场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穴不含农户?雪同比名义增长19.6%?穴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2%?雪,增速比1至11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比2012年回落1.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穴不含农户?雪增长1.41%。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在公布数据后对记者表示,“尽管2013年的投资增速略微回落,但全年19.6%的投资速度也是个不低的速度。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这表明,投资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我觉得很正常,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绝对要靠投资,需要将最基础的产业先建立起来。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的时代,这便要求你需要创新才有竞争力。中国的公司已不仅满足于当国内市场的领军者,更要在世界市场有立足之地,很自然便会增加他们的创新投资。”安巩认为市场竞争会让中国企业自然过渡到创新驱动阶段。
林左鸣在以互联网金融产品为例的同时也如此表示,“很多创意产品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创意产品有非议的也不在少数。我觉得应该非常理智地认识到,对创意产品不能简单否定,或者用简单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这会窒息经济发展。当然,既然要创新显然也要伴随着新的投入,并不是说投资不需要了,只是需要用更少的投资,尽可能调动现有的资源实现经济发展。还是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以这样的理念和更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当前出现的创意产品和创意经济。”
政府该如何变化
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改变原来的以传统劳动力及资源能源驱动的模式。这对于已经熟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各级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颇为艰巨。
“现在最主要是要把那些已经符合市场取向、环保的技术和产品通过政府的路径推广到实际中,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风电等。但是为什么入围这么困难?因为很多人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这个认识是需要过程的。这些年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各个地方政府的认识程度也不同。”郑昌泓说。
“中国在能源使用效率上相比发达国家来说很低,需要加快建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标准、能源定价、监管措施、能源服务企业等,这些都是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所涵盖的领域。”尼古拉斯•斯特恩就中国如何实现“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要考虑城市发展格局,不应采用洛杉矶的“摊大饼”发展方式,同时要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对人才的吸引力等。
尼古拉斯•斯特恩同时提出治理方面的创新。“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是比较弱的,政府的融资方式需要创新。中国在减少碳排放、发展清洁经济的时候,国外不知道中国到底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到底做了什么工作,中国应该扩大合作范围。国外学术界希望能够来帮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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