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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审计署公布对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抽查报告:38475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该数据发布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以此推算,过去三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的直接和担保债务可能已经上升13%,至12.1万亿元。 报告明确指出,部分地区基本建设投入过大,只顾铺摊子,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一些省会城市的债务风险凸显。
2010年以来,地方债务构成中出现了新情况。地方上项目的热情不减,在银行贷款受到限制的同时,新的融资渠道如发债、委托贷款、中期票据、信托、租赁、PE(股权类融资)、BT类融资风生水起。三年间,信托业规模从几千亿元膨胀到7万亿元之巨,各地发行的城投债亦呈井喷之势,每年都在万亿元以上,三年累计近3万亿元,这都成为基建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当然,新一轮举债必须支付15%甚至更高的资金成本,否则根本融不到钱。
央行近期公布的数据给予有力佐证,1-5月社会融资规模达9.11万亿,较去年同期多出3.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惊人。但是,信贷增长有限,5月份新增信贷仅6674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透过社会融资总量的持续放大看,大量的政府平台通过新的融资工具“借新还旧”,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总体看来,地方债并未因陆续到期而变小,总量实际上还在放大,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从银行手上接过旧债,通过发行信托或者理财类产品募集新的资金来源,它们之所以敢接手,因为都相信“有政府兜底的隐性担保”,这也标志着巨额存量债务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轮盘。
这两年,地方政府的巨量债务不完全透明,摊子过大负债过度问题开始显现,“ 影子银行”和灰色地带引爆了理财产品兑付危机,信托类违约集中出现。审计报告指出,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潜在风险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但现实情况是,因为地方政府加快挪腾资产重组,或者通过发新债来进行债务滚存,并没有出现一例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事件。这在审计报告中得到了印证, “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
地方债问题不仅引起决策层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国际机构的关注。穆迪、惠誉、野村相继发布风险提示报告。在上周的全球财富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委婉地建议“中国应建立透明的地方财政体系”,同时“应当及时处理房地产泡沫”。而此前,“末日博士”鲁比尼称,2013年,中国经济将会因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有大麻烦。在全球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旷世危机以后,面对这些言之凿凿的忠告,不能闻之邈邈,置若罔闻,更不能一概斥之为“阴谋论”、“做空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做实自己、做一个无缝的蛋,你尽可以不怕任何苍蝇的叮。因此,要深刻反思这些警告有没有合理成分,我们的蛋究竟有没有缝?持续数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累积了逾百亿的货币量和庞大的债务规模,地方债务巨额增长累积的矛盾和风险不容忽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厘清地方债和中央财政关系,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如何设隔离带和防火墙。从危机预案来说,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是基于父爱主义的“儿孙欠债老子全买单”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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