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值得欣喜的是,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回应,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日前,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发布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23个省份GDP同比增幅放缓。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地方政府都主动调低了GDP增速,各省GDP增速放缓符合实际规划,体现了各省开始淡化GDP增长速度,将重点落实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此外,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财政批准的项目也在压缩,这就在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再加上世界经济不确定的因素还没有摆脱,综合因素使GDP增速适度下降。
目前,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正进入到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言,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都孕育着巨大的国内需求。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1.6万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相当于增加15个现在的韩国。很难想象,这样的增长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实现。值得欣喜的是,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回应,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根据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制度等全要素在1985年到2005年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实证研究,1985-2005年制度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只在0.2左右的水平,并且呈现出巨大的波动。
其中,1985年-1989年,除资本占主导地位之外,制度的贡献处于较高状态;1990年-1998年,资本和劳动成为绝对主力,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副作用;直至1998年-2005年,制度才慢慢发挥出正向作用。
这个研究正好揭示了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活跃,农村经济充满活力,而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项制度制定和落实的滞后,使得制度作用表现出负面效果。更何况,自次贷危机以来,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也进入瓶颈状态。
我们一直在提经济转型,但所有转型都只是在修修补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经过30多年的开放,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进出口贸易部门,但这是以全国资源向外贸部门集中的代价换来的,其结果一方面使得中国外贸过于强势,影响了整个产业结构布局,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密集性产业限制了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提高。因此,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要推动体制改革,即在法治化、限制政府权力、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反垄断、民主化等方面切实推进,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政府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过大的局面,从而推动居民等非私人部门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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