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 不仅仅是“向左走”

如同许多人事前所预期，奥巴马胜了。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迅速扩散为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动荡的时刻的美国总统选举，不仅美国民众高度关注，希望新当选的总统成为如同好莱坞大片中的“危机终结者”，全球也同样高度关注，关注这个次贷危机的制造国，将选出一位何种风格和政策倾向的总统。

奥巴马的当选，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评论，例如美国选民希望改变的期望、个人的政治魅力等等，但是，在当前的金融动荡环境下，更具有深刻影响的，是巨大的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倾向和经济思潮的悄然转变；正是前一阶段应对金融风暴、以及对次贷危机的反思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导性的经济思潮，开始转向对奥巴马有利的“向左走”。

这不由使得让我们想起凯恩斯的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错，都比一般人想像的要有力得多。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讲求实际的人们以为自己能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却到头来只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

仅仅从上个时机以来，主导性的经济思潮的转变，就已经轮番变换了多次。二十实际40-70年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如日中天，引发了全球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关注；而7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和英国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改革，则宣告了自由市场学派占据上风；1991年苏联的垮台，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1997年亚洲式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显现出自由市场体制的缺陷，而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的金融海啸，则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反思，格林斯潘在反思次贷危机时也承认自己错在“过分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大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在对自由市场思潮的反思与批判的氛围中，奥巴马及其代表的经济政策，顺应了这种大的环境与趋势，向左走的奥巴马，走在了大多数美国选民在目前的市场氛围下认可的经济政策方向上。

因此，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我更愿意将奥巴马的当选视为全球范围内主流经济政策倾向的转变。在两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竞争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两种经济思潮的争论。在麦凯恩的背后的支持者中，有1986年、1992年、1995年、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贝克尔、卢卡斯、蒙代尔、史密夫；而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同样有1987年、2000年、2001年、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麦克法登、菲尔普斯、斯提格尼兹等。

如果把奥巴马的当选及其可能采用的经济政策放到整个经济思潮的大背景下考察的话，可以发现，并不能简单认定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一定就是全面向左转，在支持奥巴马的学者当中，支持市场经济、推动全球化依然还是基本的共识，只是在面对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方面，奥巴马及其代表的“向左转”的倾向可能会更为关注、更为主动和积极。

一、从美国乃至全球的政策思潮主导变化看，经济大幅调整的时期，往往也是向左转的思潮容易活跃的时期，这一次也不例外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史上，“互惠主义”一直是扎根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传统思想的基石。尽管不同党派的上台会贸易政策主张的差异甚至相悖，但是互惠主义的思想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旋律，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无论是采用保护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实质都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

1929-1933年大萧条期的美国政府为了尽快借助对外贸易复苏经济，于1934年正式颁布了《互惠贸易协定法》，从而确立了互惠主义的基调。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在此期间，美国曾四次陷入经济危机，但都成功通过政府干预进行了有效缓解，且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始终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1974年经济危机为转折点，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政府干预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战后初期的贸易自由化趋势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在关税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种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作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以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口，即管理贸易政策和措施。如果说战后初期的美国还有所“伪装”的话，那么70年代后美国“自由贸易”的面纱则立即被揭去。美国逐渐从多边自由贸易政策转变为多轨并进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广泛推行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双边的贸易开放协定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组织，同时也不放弃建立和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贸易法案就是单边保护主义的例证，特别是美国的“301条款”、“201条款”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制度的活用。这一时期，美国实行的看似公平贸易政策，实质上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其核心是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目的是平衡本已严重失衡的美国国际收支账户。

20世纪末，为了重振在90年代遭遇两次危机的美国经济，美国重新调整了其对外贸易策略。由于不愿退回到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美国政府滑向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目的是加强美国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和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心是扩大出口，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坚持自由贸易主义的立场同时，实行干预主义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帮助本国企业扩大出口、争夺市场份额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

回顾历史，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坚持自由贸易立场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核心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选择最与己有利的贸易政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繁荣时期的美国贸易自由唱主角，而一旦经济陷入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都迫不及待地走到台前，展现出其狰狞的面目。本次美国大选又正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美国经济面临着自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金融海啸、经济衰退、失业飚升。以失业率为例，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为今年9月的6.1%，虽然这一数字小于1982年失业率峰值时的10.8%，但已远远超过2007年3月次贷危机爆发时的4.4%。因此，奥巴马的向左转政策，迎合了这种大的趋势变动。

二、“笨蛋，问题还是经济！”

1992年，克林顿以“笨蛋，问题是经济”，赢得了与老布什的竞选，这个标语直指暗示当时在老布什领导下美国经济陷于严重衰退，因此他应当下台。反观当前的美国状况，决定此次竞选的关键，依然还是可以用上这一句：“笨蛋，问题还是经济！”

纵观美国政党的经济政策，共和党一直遵循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党则沿袭了保守主义的思想。 两党政策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主张市场经济制度，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将政策重点放在促进机会的均等；后者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将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结果的均衡，在对待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上多少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在对外贸易的政策方面，共和党主张自由贸易，而民主党则是公平贸易（或者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阵营。虽然随着1934年“互惠贸易法”和之后关贸总协定(GATT)的通过，使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待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态度日渐趋同，但是1994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又使两党在对外贸易的政策方面分道扬镳。

然而，在对华贸易态度上，两个政党的趋同大于分歧。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焦头烂额，这一次的竞选可以说是涉及到中国问题较少的一次。共和党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一改其自由主张，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对外推行自由贸易的外衣下，采取了不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极力保护美国市场，来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2004-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就是美国实行单边贸易保护的典型表现。这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困扰美国的双赤字和国内制造业工人的就业问题，

当前，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上日益出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声音，即主张重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支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另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检讨美国过去新自由主义经济犯下的错误，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又重新走进众人的视线。这也为美国重新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奠定了基调。

三、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共同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共同战略利益，使得此前美国总统当选初期可能出现的磨合时期会大大缩短，中美双方都应当从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把握两国的战略关系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当前全球经济所出现的调整，可以说是全球经济从剧烈的失衡重新寻找新的平衡点的过程，在这种动荡的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深深涉及其中，只有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才真正从长期内有利于双方的战略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相互的了解已经大大增强，因此，可以预计，以前每次美国总统当选初期可能出现的磨合时期可能会大大缩短。

中国经济当前也处于次贷危机冲击与内部经济周期回落的调整时期，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依然保持了十分良好的增长态势。从短期来看，在中美双方的磨合阶段，中国的外贸部门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奥巴马所倡导的“公平的国际贸易”，更多带有贸易保护色彩。在对华贸易关系问题上，奥巴马把中国看作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并且认为眼下两国的贸易关系严重失衡。奥巴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必须增加进口，必须更加严厉打击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并倾向于利用WTO法规和美国国内法律对中国施压。他多次表态，声称将会更加积极地监测中国入世协定的执行情况。2007年8月，奥巴马曾在美国劳联-产联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是竞争对手，但是它不一定非友即敌。不过，我们必须清楚，他们会为自己的好处与我们顽强谈判，我们也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保障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执行贸易协定；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操纵汇率我们就必须跟他们斗争；这就意味我们不能陷入赤字大坑而让中国来解救我们。 ”2008年10月29日奥巴马给美国纺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卡斯?约翰逊写信承诺，一旦当选，他会对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并改变中国的外汇政策，使中国减少出口，增加国内消费。虽然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古尔斯比解释，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更多体现的是其政治策略而不是政策主张，但其背后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现有的一些利益团体的政策意图，对此应当有充分的预计和政策的充分沟通。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不少经受次按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寄予厚望；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中国必须要及早把握次按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次按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在应对次贷危机中，增强中美的互信和合作，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更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预计，经过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国家资本主义”会抬头，各个国家会涌现出较大规模的国有化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会大大强化，在有的领域甚至可能会走向过渡监管；个人和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或渠道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货币宽松程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企业会选择更加稳健的投资方式。顺应这个趋势，中国可以与美国一道，共同提出并推动应对次贷危机的方案，例如，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基于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在参与国际救援时，应当主要依托现有的国际金融框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贷款等形式，同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购买美元及其相关金融资产时，可以要求更高的权利保证和更为优惠的价格；重点放在对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救援，辅之以相应的国家资源战略和产业整合战略；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设立对次按证券的清算机构，呼吁拟定对场外衍生市场以及对冲基金的监管国际准则。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在欧美等通过大幅货币发行来应对次贷危机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而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发行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