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如何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中国的体育产业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列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行业”,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胡家燕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表示,“找准定位、提供服务、满足需求,通过体育产业拉动内需,我们责无旁贷”。
胡家燕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体育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体育也是一种民生,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身体素质也是民生。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要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健身作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内容,会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因为健身与运动器械、器材密切相关,对于绝大多数人也并不是高消费。通过体育产业发展来拉动内需,会对经济形势形成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胡家燕强调,体育服务行业和体育用品行业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找准自己的定位,提高自己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不同类型健身需求的认识,要最终和人民群众的健身思想认识形成一致并提供服务,才能真正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才会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表示,要继承奥运遗产、继续巩固成果,通过奥运遗产振奋精神,在保民生、保稳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刘敬民说,我们要直面危机,而且更要趁势把体育产业做大做强。他透露说,今年有380多项体育比赛(大型活动)在北京举行,其中第一届武道大会将在中国举行。要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拓经济需求,促进发展,这其中就包括体育内容,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把体育产业充分发展起来,很关键。
刘敬民说,让奥运遗产在保民生、保稳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就要在舆论上大力倡导奥运精神。奥运会所体现的就是全民的凝聚力,这是奥运会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大力提倡,许多服务业可以借这个机会协同发展,许多产业、事业可以借这个机会互补充裕。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管理中心副主任邓亚萍在分组讨论时表示,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在奥运会后应该继续进行改革,以进一步迎合社会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举国体育体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过来的,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势必我们的体育体制应该进一步迎合社会的发展。”邓亚萍说。
邓亚萍表示,体育产业化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我们现有的体制中来,让更多的人为我们运动员出成绩做努力,而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
但是邓亚萍也表示,中国并不适合完全照搬国外的制度。“我们目前的体制是以50年前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完全是政府行为,但是国外的体制是以社区、大学、企业、俱乐部等为基础的,双方有根本的不同。”邓亚平透露,国家体育总局目前正在实验一些可行的借鉴方法,比如说让足球完全市场化,乒乓球实行双轨制等。此外,邓亚萍表示,中国应该进一步改善运动员的培训方法,使之更人性化。同时,应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给运动员,让他们以后就业更容易。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CEO丁志忠提出了《应将体育产业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的议案。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加快社保的全国统筹是丁志忠和其他泉州代表委员的重要议案。除此之外,丁志忠认为,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不仅符合奥运会后体育重点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的总体长期策略,而且对削减国民的医疗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更长远积极的意义。在议案中,丁志忠建议政府拨备专款投入全民健身的产业拉动,“比如可从4万亿经济振兴资金甚至社保医保的资金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启动资金”。
丁志忠认为,虽然政府十大振兴产业规划已经尘埃落定,但不应局限于当前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数量限制,而是真正从以产业促内需、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出发点,将体育等产业列入政府的产业振兴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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