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分级诊疗“闵行模式”求解医师匮乏难题

 　　儿科医师匮乏和分级诊疗是今年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全国每千名儿童对应0.54名执业助理医师，远低于发达国家的0.85-1.3人。

　　长期以来，适宜儿科特点的激励机制缺位，儿科人才匮乏得不到解决，导致儿科和妇产科一样费力不讨好。以至于许多医院不能或不愿设立儿科，在医师全方位匮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儿科更显得遥不可及。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多位一线城市小孩家长表示，孩子生病去大医院就是一种噩梦，排队都要排到门诊楼门口，经常大清早去、下午才看好，“而且同一个科室的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经常矛盾，是不是因为儿科医生紧缺，所以大医院的医生水平也无法保证？”

　　而作为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分级诊疗也成为今年医改工作的重点之一。

　　为了引导分级诊疗秩序形成，医联体作为推进医师和病人下沉到基层的通道，是较为常见的措施。从已有的实践来看，这些医联体多以慢病为抓手。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下称“复旦儿科医院”为牵头方的“闵行模式”，成为分级诊疗亮点，得到国家卫计委的重视，近日派出调研组了解情况。

　　21世纪经济报道前往闵行了解分级诊疗时发现，闵行区已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成立儿科闵行协作网，藉由纵向医联体实现儿科为主体的分级诊疗，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沉儿童专科

　　今年2月，复旦儿科医院闵行卫计委联手成立了作为儿科医联体的闵行协作网。网络由复旦儿科医院牵头、3家闵行区域医疗中心为补充、1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藉以推动儿科优质医疗资源及病人下沉。

　　记者探访发现，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称“虹桥中心”已开设儿童康复、儿童遗尿、儿童贫血三个专科。专科诊室门口挂有“复旦大学儿科医疗联合体闵行协作网”和“复旦儿科”的标识徽章。

　　上述标识徽章由协作网内成员统一使用。有此标识也意味着诊疗室经过标准化建设，儿科诊室的布局装饰、急救物品药品，都是各成员按照复旦儿科医院提供的标准化儿科诊室清单规范化配备。

　　除了硬件的标化配备，在诊疗规范上，网内成员还需按照复旦儿科医院制定的《儿童医联体社区常见病诊疗手册》诊疗。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开设到基层医院的儿童专病都是诊断简单明了、治疗方案易掌握、患病率高的常见病。

　　也就是说，虽然是以儿科为核心的分级诊疗体系布局，但其遵循的逻辑还是慢病、常见病先行，与厦门等地的分级诊疗实践异曲同工。

　　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介绍，下沉儿童专病是协作网推进“同质化医疗服务”的抓手，藉以引导患儿家属到就近的基层医院就诊。

　　“同质化”的前提是有可被同质化的医师。“闵行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配有2-3名儿科医生。”闵行区卫计委副主任程佳说。

　　在儿科医师紧缺的情况下，闵行为何还能为基层医院配备儿科医生？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放松过储备儿科医生这项工作。”程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虽然基层以全科医生为主，但闵行注重培养全科医生在某一领域内的专长，儿科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了解到，为了实现协作网内医疗服务“同质化”，培养全科医师提高儿科业务能力，复旦儿科医院先对19位社区全科医生进行儿科知识摸底考试，根据成绩将医生分为脱产组和提高组分别安排到儿科医院的实习和课程。

　　复旦儿科医院也鼓励本院专科医生柔性流动到社区医院坐诊，提升基层医院能力，吸引患儿家属就近就诊。

　　此外，医院也鼓励医师在社区医院开设康复、心理、儿童保健等有场地需求的专科工作站。

　　构建紧密医联体

　　事实上，今年2月成立的闵行协作网只是复旦儿科医院医联体的纵向部分。在横向上，早在2014年4月，复旦儿科医院就联合复旦大学内部其他10家设立了儿科的综合医院成立医联体。

　　据复旦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介绍，由儿科医院牵头的医联体和协作网遵循“三个平移”和“四个统一”。前者是指管理、技术、品牌平移，后者则指服务质量、诊疗模式、学科规划、信息共享达成统一。

　　平移、统一都用以确保医联体能真正实现儿科医疗资源下沉，综合性医院儿科和社区医院儿科服务能得到提升，区域性儿科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黄国英告诉记者，儿科医联体甫一提出，就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卫计委的支持。上海卫计委对医联体提供了专项研究支持，国家卫计委下拨500万元专项经费建设儿科医联体的信息系统。

　　在医联体初步取得成效后，上海正式被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片区建立区域联合体，推广“复旦模式”。复旦儿科医院被划分到最大的西南片区，负责覆盖近700万人口的金山、青浦、闵行、徐汇、松江5区。

　　一组由复旦儿科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医院儿内科常见病门诊患者减少8%，疑难专科病门诊比例增加11%。

　　此外，青浦中心医院住院新生儿转诊率从90%下降至8%，金山医院病人住院期间要求转至复旦儿科医院病例减少300例，从复旦儿科医院分流至金山的达150例。

　　组建并管理具有统一标准的医联体绝非易事，“复旦模式”取得如此成效的关键，据黄国英所说，医院内部要有专人负责此项事务，还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

　　黄国英也坦言，和现在相比，复旦儿科医院实际应下沉的病源占到总量的30%，因为这30%都是常见病。

　　这30%都下去之后，大医院因为在收费上比较被动，目前疑难危重和普通疾病收费差不多，所以从运营角度来看大医院确实有受损。

　　但黄国英表示，从趋势上来看，接下来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会更多体现技术价值。这样会有利于推动大医院愿意把常见病、多发病放到社区。此外，病人下沉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政府给公立医院的补偿减少，黄国英认为，未来也可能探索下沉医生工资由基层医院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