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视点 分析 樊纲 认为 贸易摩擦 印证 中国 经济走向 新阶段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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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我国权威视点分析 樊纲认为贸易摩擦印证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

字体大小: 2018-07-11 15:33  来源:中国报告网

中国报告网提示: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隆国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将带来五大新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6月在出席“第十届海峡论坛两岸智库论坛”时表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将带来五大新机遇。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此,隆国强认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要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要求,也是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的必然选择。

         隆国强表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400美元左右,未来一个阶段,是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期,必须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此外,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主要靠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再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参与全球分工、全球竞争就不现实了。这就要求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隆国强认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将带来五大新机遇。

         第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当前赶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不断迸发,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第二,消费升级带来的发展潜力。消费结构的升级是驱动一个大经济体最重要的动能,谁抓住这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谁就能迅速做大。

         第三,绿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经济转向绿色发展不仅是理念、制度的变化,还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比如更加绿色的产品和服务等。

         第四,中国经济将更加开放,这也为我们用好全球资源、全球人才、全球市场,促进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第五,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重构一套能够适应和引导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而这一深化改革会创造很多新的机遇,释放很多发展潜力。

         樊纲:贸易摩擦印证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

         6月2日,在“2018资产管理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当前经济形势发表评论。樊纲对于当前的经济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乐观的是中国经济现在仍未进入新周期,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去杠杆、去产能。没那么悲观则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与调整政策有一定相关,目前中性的政策既非扩张也不是紧缩,不应过度解读,总的来讲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时期进行调整,清理掉过去的两次过热。

         对于眼下的中美贸易摩擦,樊纲认为这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结构变化息息相关。在这一大背景下,这次贸易摩擦还在进行中,现在正在谈判,目前很多细节还没谈及。

         在樊纲看来,之所以未能快速“休战”,根本在于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的一般性原因是国家储蓄率低,而美元为国际货币,也是储备货币。在此之外,其赤字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是因为中美两国贸易中,中国比较优势的是低中端的制造业产品,而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但其高科技有出口管制,包括军火。在逻辑上,以处罚中兴为例,其处罚是不让购买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这直接加剧了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高参是要采取措施,也是限制中国2025年的发展,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发展是一个无法妥协的问题。

         反观自身,樊纲认为过去的发展,我们有相对优势,有后发优势,但核心是依靠向发达国家学习,这其中的问题在于一旦形成学习依赖,自己创新的机制和能力提高将不够。而下一步可能中国的科研人员到美国去交流访问都会受限制,要切断我们的学习过程。樊纲认为,在这一关键时期,贸易摩擦的发生也印证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40年间,历史进程都是渐进的,最初引进外资、派留学生,中间的10年可能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同时发挥作用,然后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进行自主研发,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自主创新的体制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且不得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很多创新机制,进行创新机制的改革。

         对于“贸易摩擦”的影响,樊纲看到了双刃剑的另一面:它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樊纲对于研发形势提出了制度的莫大作用,美国科研发展跟产权制度密切相关,例如知识产权对科研人员乃至经营者的激励。只有当产权受到保护,VC、PE、资本市场才能介入,可以资本化、全域化,可以变现,整个机制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既发挥国家在基础科研、底层技术上的研发作用,同时更大地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而在此时期,可以看到的不仅是技术发展进入新阶段,消费同样进入了新阶段。中国过去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是消费过低、储蓄太高。2004年开始储蓄率超过40%,以后一直飙升,最高到2012年的52%,2007年的时候是51%。而这一储蓄结构对经济发展不利。目前储蓄正在下降,消费正在提高,我们现在的消费率,2016年的数据是44%,已经从52%降到了44%。其原因在于社保的覆盖、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加快,同时消费金融的发展和电商有着促进作用,以及改革开放40年这一节点上,有消费观念的高收入人群进入退休阶段。而退休人员的消费叫作负储蓄。其将共同带来结构的转化。

         点评: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贸形势的热点问题。此次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争端,表面上是由于美方认为当前巨大的中美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经济利益,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受到影响。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及关键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正显示出美国对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的忌惮。另一方面,这也印证了中国经济近些年来在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方面成绩斐然。

         未来,在中美贸易摩擦愈加频繁的情况下,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扩大开放寻求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辜胜阻:构建完备财税体系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6月26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建院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步伐亟须构建完备的财税支持体系。

         辜胜阻表示,我国迫切需要加大财税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当前,世界各地都兴起了减税浪潮,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减税不仅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还能拓宽政府的税基。

         首先要强化创新的财税扶持政策的系统性,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加强对潜心研究和创新的科研人员的税收激励,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让风险投资为核心技术创新“撑腰”,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要构建全方位企业技术创新财税扶持体系,多措并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设备投资力度、推进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化等。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加强科研人员创新激励,让其能够获得基本收入稳定增长、绩效收益合理增长和成果转化的激励奖励,从而安心坐冷板凳。

         辜胜阻表示,近期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针对科研人员的包括股权奖励递延纳税、职务创新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减半计入计征个税等优惠措施,有利于释放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活力。

         风险投资是支持技术创新的坚实力量,但其主要针对初创期企业,失败的风险较高。要完善风险投资激励政策,引导其更多支持技术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激励手段,包括资本利得税减免、税收抵扣等。

         辜胜阻认为,近期我国出台的“科技型企业满2年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就有利于激发投资热情。特别重要的是减税一定要科学合理,要针对创新“九死一生”的特性综合考虑投资人盈亏收入来制定减税政策。

         其次要坚持减税和补贴协同发力,特别是要多减税,少补贴,采取多样化税收优惠措施,对补贴要“重申请、严监督”,实现事前、事后全过程激励,让高新技术企业轻装上阵。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财政补贴属于“事前”激励,而税收优惠既有“事前”激励也有“事后”激励,可以直接减轻企业税负,也可以间接降低企业成本。有研究表明,创新补贴可能诱发企业寻租和低效率研发投资,降低创新效率。

         辜胜阻建议,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要多减税,少补贴,构建完备的财税支持体系,多市场化和法治化,少行政措施;多建制度,造环境,少微观干预;多稳定预期,少应急多变。

         再者要提高创新的财税扶持政策的精准性,针对不同行业特性优化税收制度设计,减小企业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并将研发活动的经济效益内部化,助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2017年减税降费超万亿元,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合计减税200多亿元,2018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减税904亿元,同比增长61.4%。减税大大提高了高技术企业研发能力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企业创税能力。

         辜胜阻认为,要进一步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不仅要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还要针对软件和集成电路等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制定更多优惠政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第四要降低减免税政策门槛,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之间优化配置财政创新资源,避免研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让税收激励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涵盖创新活动每个阶段,激发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辜胜阻表示,要放松、扩展税收优惠政策条件与适用范围,加大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税收激励,让财税激励政策贯穿研发、转化、生产各个环节。

         点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但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创新活动具有外部经济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往往会造成市场失灵,政府财税政策支持作用不可或缺。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是研发投入的主体,进一步出台针对企业的财税支持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是实践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黄益平:中国经济正在从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

         6月5日,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第十五届(2018)中国蓝筹地产年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大会现场做了主题演讲。

         黄益平坦言,2018年正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假如以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好出现一个大反转。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金融格局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失衡非常严重,但金融体系相对稳定。而2018年中国经济几乎出现180度的大反转,增长在不断减速,但经济结构已经变得平衡,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成为最担心的问题。

         在黄益平看来,这主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有关,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在于前30年中国执行的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产品市场完全放开,另一方面对要素市场进行普遍的干预。政府通过对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能源市场的干预,特别是人为地压低要素成本同时在要素配置中偏好大型国企,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变相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中国的居民持续地补贴中国的企业,包括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黄益平认为,这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放大了经济奇迹。

         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一个内容,就是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的改变可能会出现:一是增长速度不断地会持续放缓;二是收入分配可能会改善;三是产业升级会显著的加速,出现一些新经济;四是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

         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超过10%,一路下降到2017年的低于7%,黄益平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旧产业之间的博弈。过去因为低成本优势突出,中国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但随着成本的高速上升,产业升级换代必须加速,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新产业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新经济不仅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型产业,也包括一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而房地产行业也同样有这样一个特征,如果只是用过去传统方式靠房地产投资保增长,它可能是旧经济的一部分。但如果房地产的发展能够支持新型的城镇化、新消费以及产业升级换代,它就有可能是新经济的一个部分。

         虽然技术的不断改变促使很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变化,但黄益平指出,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并没有明显上升,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黄益平用边际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数进行解读,所谓边际资本产出率,是指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多少个单位的新增加资本投入。按照黄益平提供的数据,这个指数在2007年的时候是3.5,到2016年的时候是6.3。黄益平说,这个数字的上升意味着三个事情,一是资本产出回报率在下降,效率在下降;二是再要通过支持投资来保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三是投资回报在持续下降。这个指数如果一直往前走,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很悲观。

         与此同时,黄益平还表示,这个指数往上走还意味着中国目前面对的金融问题——“风险性三角”。“风险性三角”是指政策空间收缩、生产率下降以及杠杆率上升,它揭示出中国今天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上升。

         黄益平称,过去五六年金融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从一开始的股票市场,到债券市场、理财产品、信托市场、互联网金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到后来的汇率市场。

         出现这样的情形,黄益平给出了四方面的解读。首先是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导致微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

         其次,政策空间不断收缩的背景下,过往政府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可能持续。政府最近提出要防范处置系统性风险,其中一个举措是释放局部风险点,比如近期信用债市场违约可能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产品会出现违约,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会破产、倒闭,要有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风险点释放恰恰是支持中国下一轮整体的金融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三,中国市场上的流动性比较多,钱很多但是能投资的资产不多,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资金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很容易在某个领域聚集,一旦形成泡沫风险,资金又会撤出来转向另一个领域——这也是目前为止,支持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包括房地产价格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四,在当前的金融实践中,一方面混业经营,交叉业务变得越来越活跃,另一方面很多创新的金融业务正在不断地发展,过去的金融分业监管框架制造了很多漏洞,导致很多问题。比如一些跨界、跨行业的业务或新兴业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最后变成一个风险源。从去年7月份开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成立国务院金融发展与稳定委员会,今年两会中国又对金融监管框架做了一些调整。

         蔡昉:中国城镇化离不开“退出、流动、进入”

         6月2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国内城镇化发展相关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回顾40年发展历程,蔡昉认为,城镇化过程也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重新配置过程中,不仅包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配置。

         在蔡昉看来,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关键词确定了中国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而这也是城镇化的过程。

         蔡昉表示,中国城镇化第一个特征化事实就是“退出”。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的退出。农村改变了激励机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人数的减少,以及非农产业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耕中释放出来。

         第二个特征化事实是“流动”。蔡昉表示,集中在小城镇地区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在区域上进行大规模转移,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在城镇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流动。

         中国城镇化第三个特征化事实则是“进入”。蔡昉认为,过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制度层面的障碍会阻止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进入障碍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人口结构转变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镇化,也应该赋予新的内涵。“退出、流动、进入”三个关键词也有了新的解读。

         蔡昉认为,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第一个特征仍然是“退出”。过去的退出是靠激励机制,实现家庭承包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体制上解除了对农民的束缚障碍。而未来是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没有转型出来的劳动力进一步转型。

         蔡昉表示,高农业生产方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资本投入,用机械替代人。但并没有明显增加资本回报率,当前,中国已经出现明确的农业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经营规模,土地规模有限,大幅度投入资本必然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转变,这样的转变,会带来从过去的退出到今后的退出。

         再来看“流动”。蔡昉表示,过去看到的是横向的流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没有相应的纵向流动。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还很难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未来人口会逐渐从过去横向的流动向纵向流动转变,改变原有的社会身份。

         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进入”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在蔡昉看来,现在,农民工可以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城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能够和城市居民一起竞争同一个岗位。但是归根到底,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不充分的进入,导致城镇化有时候是可逆的。因此未来,我们在退出机制、流动机制和进入机制上会赋予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新内涵。

         夏庆杰:提振农村居民和城市中层收入促消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庆杰6月就“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结构变迁”的问题,在第六届民建北大“城市发展论坛”上发表观点。

         夏庆杰表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升级为世界制造中心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家庭的前沿消费模式也在快速升级,由二十世纪70年代的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变化为80年代的新三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90年代进一步升级为“空调、电脑、录像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住房、汽车、银行存款”以及现在的“住房、汽车、出国留学和旅游”。

         夏庆杰称,在富裕起来的人群追求品位的同时,在中国还有约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人们的消费范围在扩大和多样化,消费开支可以分为食品、衣着、住房、家用设备和服务、交通通讯、教育和娱乐、健康与医疗以及其他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消费。另外,消费度量还有一个特征,即家庭消费。由于两口人的家庭不会比一口人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暖气,因而家庭消费也有规模经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考察家庭消费支出时,我们采用了OECD家庭消费开支等价尺度。具体来说,一个家庭的第一个成人赋予权重1,其他每个成人赋予权重0.7,每个16岁及其以下的少年和儿童赋予0.5的权重。所有的消费变量将根据这个等价尺度进行调整。

         夏庆杰认为,当今我国的经济体量,无法再依赖出口来维系经济增长。长期的对某国或某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是经济不均衡的体现。因而,我国居民的需求将是维系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就政策含义而言,改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运输等会大幅度减少城市居民消费的不平衡程度。此外,运行良好的市场服务,如电话、无线网、网约车、网上销售等也会降低消费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医疗消费占比显著提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居民更多地关注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之重。并且家庭收入越低的家庭其医疗消费占比越高,贫困群体医疗支出压力更大,且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

         夏庆杰表示,如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能在这方面有所借鉴的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居民和城市中底层由于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需求,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支柱之一。今天,提振中底层收入者的收入,同样有助于消费的提高,也将使得我国的经济建立在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底层收入低下、增长缓慢,不利于消费的提高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 互联网,观研ww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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