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专家视点 余斌表示要妥善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三大失衡 叶兴庆认为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乡村产业隆国强: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再谋划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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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我国主要专家视点 余斌表示要妥善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三大失衡 叶兴庆认为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乡村产业

字体大小: 2018-06-13 16:15  来源:中国报告网

中国报告网提示:隆国强: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再谋划 &nb


        隆国强: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再谋划
        
        5月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4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9期在北京举办,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发表主旨演讲,对过去40年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回顾总结,并对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作出展望。
        
        隆国强认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人说这是有记载的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把中国的经济奇迹作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是这部巨著里面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而过去40年的经验,对下一步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好尤为珍贵。
        
        通过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系统梳理,隆国强认为,有五条重要经验对我国未来很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第一,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纷繁复杂形势下,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它反映的是生产力在全球布局的需要。特别是这一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革命,会进一步深化全球化。所以,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这是一个基本国策。第二,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正确的开放战略。第三,与时俱进调整开放重点。第四,量力而行,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第五,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变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变了,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分工优势也变了。隆国强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是中国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的最基本的考虑点。
        
        隆国强表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世界、生活、生产方式,这个进程才刚刚到来。这是最大的历史机遇,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里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可能后来居上。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继续扩大开放。
        
        隆国强认为,高端产业、人才正加速在中国汇聚也是重大的变化和机遇。早期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70%是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现在是高端的产业、人才的引进,2004年的时候,归国留学人员一年不到2万人,现在已经40多万人。
        
        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中国的企业开始国际化。隆国强表示,全球化的主角不是政府,政府是搭台定规则,全球化的主角是跨国公司。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获取自然资源、能源、技术、制造能力、品牌、渠道、人才,等等,中国企业开始国际化。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有很多新的优势涌现出来。
        
        隆国强总结,一是成本的优势正在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对我们而言,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二是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能力最全的国家,有完整的产业制造体系。三是中国政府投入基础设施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相对比较完备。四是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对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五是需求侧,巨大的市场对产业升级、研发、品牌都是极其重要的。
        
        隆国强表示,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要有三个核心目标。
        
        第一,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来保证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大国崛起的阶段是风险最多的阶段。国内经济结构、税务结构、地区结构都在变化,国际环境又处于极其复杂的阶段,所以要特别审慎制定好对外开放战略。
        
        第二,经济力要升级。从以前劳动密集型为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包括开放领域要更加全面以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投资引进来走出去、区域合作等各个领域。开放的地区要更加前卫,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开放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打造开放新的高地。探索自贸港、建设大湾区,都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内容。开放的对象也要更加全面,更加重视发达经济的开放,重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合作。其次,加强创新能力国际合作,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引资、引技术、引智相结合。以服务开放为重点,不断扩大外资准入,建设贸易强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在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微观主体上培育一批世界级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让他们成为全球竞争新主体。还要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需要涉外经济体制做更大幅度的改革,所以要对接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打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对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面制度制定话语权、影响力。主动承担和自身发展阶段、自身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我们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完善全球的经济治理体系贡献智慧,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特别要处理好大国关系,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重点构建自由贸易,大力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对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适应引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变局的必然要求,关键是要找准开放方向、开放地域、开放领域、开放对象和开放规则等5个方面的短板,实现对外开放的“五个更好结合”,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稳健推进金融开放,为实体经济开放提供重要支撑。
        
        余斌:妥善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三大失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余斌5月6日在“2018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预测》   
        
        余斌认为,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三大失衡,从而推动经济循环更加顺畅。所谓三大失衡,第一是实体经济供求失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让供给能够适应需求变化;第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短板在于金融如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如何能够承担相应风险,有效支持科技创新、如何适应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三是房地产与其他实体经济失衡。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让房地产回归住宅本性。只有妥善解决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这三大失衡,才有可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余斌指出,优化资源配置需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大体上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行业之间生产要素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阶段是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提高行业集中度、竞争能力、盈利能力、行业和创新能力。当经过第二个阶段后才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余斌表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才有可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为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不可避免。因此在速度下台阶同时,要让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余斌建议,在不断提高效率的同时,需要从收入和财富两个角度有效遏制差距不断扩大。
        
        叶兴庆: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乡村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5月撰文指出,振兴乡村首在振兴产业。没有产业的兴旺,就没有理想的就业和收入。没有理想的就业和收入,就不能吸引和留住年轻人。留不住年轻人,乡村就不可能充满生机活力。
        
        叶兴庆认为,新时代振兴乡村产业,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捕捉机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变化,为乡村资源价值的重估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在农产品数量短缺的年代,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大宗农产品生产上,对农业的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功能开发利用不够。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年代,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转移进城上,对城镇居民到农村休闲、旅游、养老需求的开发利用不够。
        
        怎样用好农业资源价值重估的历史机遇?叶兴庆指出,要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视角来把握。增强农业竞争力,要两手抓,既要“硬拼”,也要“巧取”。“硬拼”就是要硬碰硬地拼成本、拼价格,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基础竞争力,通过加强一般服务以提高政策竞争力。“巧取”就是要实施差异化战略,拼品质、拼功能。增强农产品品质的竞争力,就是要让消费者相信国产农产品就是比进口的好,愿意为国产农产品付更高的价格,通过消费者的信任溢价来为小规模农业争取生存空间。小规模农业要有竞争力,在提高物质产品产出功能的同时,还要发掘和利用好休闲观光等功能。比如,油菜籽作为物质产品,我们的成本比加拿大、欧盟都高,所以要进口油籽、植物油。但是,如果把油菜花的观赏功能发挥出来,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和竞争力就会大大提高。
        
        怎样用好非农产业资源价值重估的历史机遇?叶兴庆指出,振兴乡村产业,乡村不能只搞农业,还要促进经济多元化。但经济多元化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搞乡镇企业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新时代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要用好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康养产业、传统工艺等。据我们观察,最近几年,一些地方靠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他们遵循新发展理念,更多地利用乡村优势资源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对乡村经济多元化来说,还有一篇文章,就是绿水青山到底怎么转变为金山银山。多年来,不少乡村地区的绿水青山并没有变成金山银山,老百姓还是穷。但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临界点已经到来了。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变了,城市化的地区,高收入的地区,对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需求上来了。这个时代的到来,为乡村地区的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力。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要发挥国家调控机制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包括横向的、纵向的转移支付。
        
        叶兴庆认为,用好乡村资源价值重估的历史机遇,关键在改革创新。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三变改革”是一条出路。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外部技术、管理理念,就可以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发展高效农业。二是引进人才。我国还处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大量的人口要进城。与此同时,已经进城的一部分优质劳动力或者人才也需要回到农村。乡村振兴需要人才,这些人才很难靠沉淀在农村的人,很大程度上要靠外来人员。三是土地制度问题。目前的这套土地制度如果不改革,乡村振兴的规划和项目恐怕不能落地。四是业态重塑。小规模、地域特色鲜明的农业要获得竞争力,在传统业态下有局限性,必须利用互联网。互联网可使特色农产品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产品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点评: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乡村振兴要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个方面系统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深入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农村产业兴旺的载体和平台建设;发挥城市企业、城市产业和人才对农业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带动作用;把产业发展最终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刘伟:现代化经济体系贯彻了发展、改革、开放三者统一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七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5月在京举行。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以“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题讲授了第一课。
        
        刘伟从新时代与新发展、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中求进的宏观总基调以及稳中求进与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五个方面深度剖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刘伟指出,随着中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处于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期。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演进特征,同时社会组织结构、人民生活质量等也发生重要变化,中国面临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任务。为了闯过关口,就迫切要求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贯彻了发展、改革、开放三者的统一,因此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刘伟进一步指出,由于当前国民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供给侧,需求侧调控具有局限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能切实解决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就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并不是割裂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总基调便体现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统一以及短期调控和长期调控的统一。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
        
        张帆:坚持市场化方向构建更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帆5月表示,我们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形成更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减少对进入的限制。
        
        张帆表示,改革开放40年,是大规模放松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制和市场经济下管制适度重建的结合。改革在政府垄断的经济中通过放松管制创造出市场,这个市场又产生了政府监管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下新形式管制的发展。在这40年中,经历了一个制度变迁、重构制度框架的过程,管制改革涵盖了我国主要的产业部门。我国政府管制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在政企分开不彻底的情况下,政府既扮演管制者的角色,又扮演管理者的角色。由于和国有企业的历史联系,政府在一些情况下不能公平对待公有和非公有企业。一些管制机构被企业俘获,过多的政府审批造成巨大的寻租机会。管制机构拥有过度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和管制程序不够公开透明。
        
        然而,在市场建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张帆指出,例如收入与市场竞争相联系、不得利用政治权力从市场获利等规则。这些新的规则体现了内置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鼓励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满足对正式规则的需要,立法部门制定了大量新的法规来规范市场,和管制直接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逐渐弥补了管制的一些漏洞。
        
        改革过程经历了从人情关系市场秩序向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秩序的转变,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中获益的契约,必须伴随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政府的作用就是执行第三方实施职能。
        
        在张帆看来,新市场需要新形式的监管。这种监管在性质上属于狭义的管制,或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不同。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既需要制止不规则竞争,又不能伤害正常的竞争和竞争者。在改革过程中的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现象,反映了监管部门的旧的计划管理部门的观念和手段的遗留。在每一波市场化改革之后,往往紧跟着一波监管。
        
        市场的建立伴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张帆重点谈到,产权改革是制度变革的深层次内容,是市场秩序的核心。产权改革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下单一的公有制产权结构不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活动参与者提供了产权的保障,把绩效与产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政府承诺对产权制度变革提供了保证。在改革初期,农村土地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政府反复承诺农村产权制度的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短期行为。
        
        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最初采取不改变产权条件下的承包制,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没有解决承包者的激励问题,特别是企业的额外收益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放小”,即改变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才得以解决。大型国有企业也需要通过上市和引进非国有资本来解决产权问题,从而改进激励机制。产权改革经常涉及委托代理关系和监管机制的重新设计。这是市场环境下新形式的监管,是在对多种所有制和市场机制的认可的前提下对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监管。
        
        张帆认为,组织(主要是企业)和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和动力,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动缓慢地改变了制度结构,促进了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渐进改变。一些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控制国企垄断行业的不懈努力,促进了某些行业产权和竞争结构的渐变。制度变迁可以分为渐进的与不连续的变迁,改革各阶段之间大体上是连续的变迁,如果制度变迁的边际成本较大,制度就可能陷入低效率陷阱。
        
        管制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是在社会范围内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张帆表示,我国40年改革中可以汲取很多经验教训。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采取更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减少对进入的限制。对国内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入更多的产业部门,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
        
        张帆表示,由于初始制度环境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管制机构和管制方式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去除寻租,需要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中的行政审批程序,减少卖租和寻租机会,通过制度廓清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的发展产生监管的需求,要求政府作为第三方进行监管。张帆认为,监管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的秩序和正常运行。为了使政府更好地行使职能,需要建立制度和激励机制,对政府的行为加以约束,加强对管制机构本身的管制和违规惩罚机制,规范管制程序,使其透明化。在选择制度时,不能为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避免制度陷阱,需要对决策者的行为有所制约,使其能够以长期利益为标准来选择制度。
        
        刘俏:未来经济活力来自企业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5月17日在“聚中国创造之力,携手未来”主题论坛暨华为-光华签约仪式上表示,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重视原创技术研究。
        
        刘俏表示,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来自微观层面企业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这背后离不开两个最坚实的基础,一是企业家精神,二是研发。
        
        刘俏指出,过去40年高速发展后,中国在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然而,这些研发主要侧重点是发展,对原创研究、技术研究环节的投入度仍然不够。这导致中国只能是技术使用者,而没有掌握真正最前沿的核心技术。
        
        刘俏介绍,在研发方面,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例约为2%,已经达到欧盟平均水平,但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此外,中国研发对原创研究、技术研究环节的投入度不够,导致我们没有掌握真正最前沿的核心技术。在谈到企业家精神时,刘俏表示,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支撑了国家过去的高速增长,未来可以更好把企业家精神再度激发出来,让它发挥更正面的作用。
        
        点评:随着产业结构转型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整体研发投入不断上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企业研发投入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部分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带动创新,在高端制造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未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内企业应在投入重金开展技术研发的同时,进一步创新、打磨商业模式,提升用户体验,从而催生更多优秀、伟大的企业。
        
资料来源: 互联网,观研ww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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