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集聚 多政策落地处置有望提速

　　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攀升、信用债违约潮来临等风险都在不断暴露。此外，信托、租赁、网贷、企业应收款和债务市场的违约金额也较大，整个金融领域的风险不容小觑。

　　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49万亿，不良率为1.76%。此外，还有高达3.48万亿的关注类贷款也有转化为不良的可能。

　　虽然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的增速有所放缓，但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分化趋势已经显现，大型国有银行二、三季度不良情况略有改善，但股份行还有农商行却更加恶化。 大行一季度的不良率为1.72%，二季度为1.69%，三季度为1.67%，稳中略有降低，而农商行的2016年前三季度的不良率分别为2.56%、2.62%和2.74%，无论是整体不良水平还是增速均较快。

　　西南地区某城商行副行长坦承，“越是中小银行面对信用风险的挑战和压力就越大，但是中小银行应对的工具又是最少的，在风险化解方面无论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还是债转股等，都是从大型银行开始试点，很少有轮到小银行的。”

　　风险的集聚，在处置不良和化解风险包括企业高杠杆风险就需要有更多的工具。2016年以来，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允许地方增设一家AMC以及针对债券市场的CDS等政策相继落地。

　　同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处置一批风险点，在2017年，对于部分金融风险的处置可能加大力度。

　　不良的“水分”

　　对于银行账面上公布的不良数据，大多数都觉得有“水分”。以已经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比上不良贷款的偏离度来衡量，不少银行都大于100%，就意味着银行有大量已经逾期90天的贷款，但并未被划归为不良。

　　中诚信国际董事总经理、金融机构部总经理吕寒近期在“穆迪-中诚信国际2017年中国市场信用风险年会”上却给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数据，就是经过测算，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最高可能在 6.5-8.25万亿。

　　吕寒表示，对商业银行潜在不良余额的上限进行估算，具体是以银行业表内外信贷、类信贷资产作为潜在不良资产估算的基础，涵盖表内信贷、表内类信贷和表外类信贷三个部分。商业银行表内信贷方面，考虑到五级分类的主观性，将不良和关注类贷款全部计入潜在的不良，截至2016年6月末的潜在不良资产余额合计为4.76万亿。表内类信贷方面，主要考察应收款项类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买入返售等科目，潜在不良余额约为1.41至2.82万亿。表外类信贷部分，这部分的不良余额约为0.33至0.67万亿。

　　除了贷款领域的不良，另外一个信用风险频发的领域是债券市场。目前，债券市场已经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截至今年10月末，企业债券余额高达17.57万亿。

　　因此，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如果中国爆发危机，很可能由债券市场引发。”中诚信董事长毛振华就发出这样的警告。

　　从2014年超日债违约以来，债市“刚性兑付”的信仰被打破。进入2016年以来，违约事件发生的频率也更高。据不完全统计，债券市场已经累积的违约的只数达到85只，违约的总金额超过370亿元。

　　2016年10月以来，随着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债券市场也是一片风声鹤唳。先有华龙证券5亿元的政策性金融债违约，后又爆出国海证券真假公章的代持风波。

　　处置压力加大

　　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加，以及风险的集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也更大。

　　华北地区某城商行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不敢有丝毫懈怠，最怕的就是哪儿又冒出来一笔不良。据我了解，同业的情况都差不多，管控压力很大。经济还存在下行压力，谁都难言不良已经企稳了，特别是一些风控较差的中小型机构，之前热衷于拥抱房地产，现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银行的风险也逐渐暴露。”

　　至于不良资产的来源，东方资产不良资产调查报告显示，48.6%的受访者认为2016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来源是制造业，23.6%的受访者认为是煤炭等采掘业，16.5%的的认为来自房地产。

　　除了账面上尽可能地“有序释放”不良，银行业也加大了不良的处置力度。前述城商行高管表示，“和上一轮的政策性处置不同，再来一次大规模政策性的剥离也不可能。所以大家都没有了依赖思想，主要都依靠自身实力去化解。”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6年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也表示，近三年来，商业银行用拨备核销以及其他手段共处置了大约2万亿元不良贷款，用市场化手段压减不良资产。

　　某AMC人士王先生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真实的不良肯定要比账面要高，很多不良的未暴露并不完全是银行的因素，地方政府也会要求不让反映。比如某省的大型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后，发行的债券都出现了违约，但是几百亿的银行贷款在各家银行的账上还是正常贷款，实际这些贷款早就已经停止计息了。”

　　在不良增加的同时，银行也在加大处置力度。王先生表示，银行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四种。一是资金利用拨备核销一部分，也叫“内核外挂”，在银行内部账面上用拨备冲销了，但对外对债务企业来说债务并没有消失。

　　第二种方式是银行自行清收，查封抵押物、提起诉讼等这些方式银行也都会用，因为每个银行都设立了资产保全部。

　　第三种方式就是借新还旧，贷款到期还不了，就先还利息，有的连利息也还不了，银行就再给它贷一笔，用新的贷款偿还旧的贷款。

　　第四种就是直接转让给AMC或者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把不良从银行的体系中剥离出去。

　　王先生认为，在多种的处置方式中，应该区分实质性的处置和账面处理的区别。因为实质性的处置比如不良清收回来或者彻底转让给其他机构，不在银行的体系内，才算是风险真正化解了。如果只是借新还旧、放松认定不良的标准等账面游戏，就没有实质意义，风险还是停留在银行。

　　化解工具增多

　　一方面，伴随着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持续增加，海外基金、民间资本、信托、保险等各类资金都对不良资产行业“跃跃欲试”。供需两旺，但是由于买卖双方的价格分歧较大，需求方虽积极参与，却出价审慎，致使不良资产市场虽潜在供给巨大、潜在需求旺盛，但成交规模有限、市场出清缓慢。

　　鉴于此，监管以及市场各方不得不考虑，为处置不良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更多的工具。2016年以来，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允许地方增设一家AMC以及针对债券市场的CDS等政策相继落地。

　　2016年5月19日，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率先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其中中行发行规模3.01亿元，招行发行规模2.33亿元。此后，农行、建行、工行、交行等大型银行均发行了不良ABS，不过规模都有限。

　　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良ABS主要是探索性质的，不会成为银行主流的处置方式。对银行来说，是多了一个处置的渠道，相比直接卖给AMC增加了议价能力，但是要以不良资产为依托，公开发行证券化产品，还涉及到信托、评级、承销等多个环节，增加了处置的流程和成本，银行不一定愿意。”

　　前述资产保全部总经理也坦言，他更看好的是债转股。“根据商业银行法不允许银行持有其他非金融企业的股权，这次也并没有突破，不过通过实施机构绕开了这个问题。银行对于一些优质的，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进行债转股，深度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10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其中也包括探索市场化银行债转股等方式。此后，建行迅速推出多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12月9日，工商银行首单债转股落地山东黄金集团，总规模约100亿元。同日，中行、交行、农行、国开行等六家银行与中钢集团债转股计划落地。

　　建行债转股项目组负责人、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张明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行在年初就组建了去杠杆“春雨”项目组，与50多家资产负债率偏高、面临暂时性困难、但未来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接触。

　　建行此前的项目虽然都采用“基金”的模式，但张明合也表示，该行正在申请设立债转股的专门实施机构。招行、民生等也将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将一同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从事债转股业务。此外，农行，工行等国有大行陆续发布公告将成立百亿级资管公司，进行债转股业务。

　　针对不良的增加和处置的压力，2016年10月14日，银监会放宽了“一个省可设立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限制，允许确有意愿的省级人民政府增设一家地方AMC。同时，允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