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我加入一家互联网订餐平台的一个骑手团队，来体验他们的生活。我送了一天外卖，从早到晚，只送出去了15单。这个数量，是一个正常骑手一半的送单量。一个骑手轻描淡写的和我说，十层楼，十秒上去，一秒一层。
在这里，速度意味着金钱。外卖骑手一般十几个人一个团队，以一家商场为圆心，负责周围三公里的外卖服务，每个骑手都被后台GPS定位，由系统派发给他们订单。要想拿单多，就要跑得快。不仅是速度，很多都和钱有关。见到客户，不管之前爬楼多喘气，用力平复下来，然后微笑，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好评，后台会奖励2元钱。
每天下午3点钟，是骑手们最闲的时刻。他们带我到了巴黎春天商场地下1层的汉堡王。这里是他们休息的大本营。因为旁边有厕所，还有免费的wifi，边上的座位也可以打上一个盹。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来得及看清楚每一个骑手的脸，一个个去认识他们。
钱，对他们确实很重要。
周强鹏，来自江西大山里的农村，家里的小孩才7个月大。为了赚够家里的奶粉钱，100天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不是公司违反劳动法用工，而是他自己自愿要加班，否则一睁眼，他就觉得欠了房租。我们问他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说是卖保健品的，专门卖给老年人。
“当时年轻不懂事，就做了这个，后来感觉他们骗人，就不做了。”
骑手 周强鹏
而事实上，周强鹏还是个九零后。1991年出生，19岁就出去打工，干过工厂，去过很多发达城市。现在做外卖，周强鹏觉得这个职业还比较实惠，对他而言。
“做送餐的外卖，肯定要比送货强！”
我的另一个骑手兄弟杨强，和周强鹏有着差不多的迁徙逻辑。只不过，他是从河南的农村去了郑州的富士康，做电焊。之后，他从富士康来到了上海，做外卖。
骑手 杨强
“不行，一个月赚两千多块钱，根本不行，我还要养家！”
“在老家还是赚不到钱，不稳定啊！”
张永，1993年出生，来自安徽。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骑手。他说这个时代发展很快，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感觉翻身一两年就可以了。不过，骑着电动车送外卖，不停奔跑的张永，偶尔也会感到迷茫。
骑手 张永
“迷茫，是最危险的。”
“上海这么大，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一迷茫，我就想回家。”
张永不甘心做一个骑手，就像他不甘心在安徽老家窝着一样来到上海淘金。我问他，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张永轻飘飘地说什么都做。其实，我能理解这句“什么都做”透露着不稳定、透露着无奈。
“现在来到上海，也感觉不好混。”
“只能怪自己没能力！”
外卖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业。这种心态其实很多外卖骑手都有，趁着年轻在大城市赚钱，然后回家买房，做点小生意。
张永就一心想着攒十万块钱回老家开个淘宝店。然后娶妻生子，在此之前，他只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
和这些外地跑来打工的骑手们一起聊着天，深深的感觉到这些年轻人，对命运，甚至是未来却少有抱怨。他们觉得，大城市至少给他们了出力挣钱的机会。
然而，和这些骑手待的时间长了，就会体会到，他们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打拼，不仅仅需要钱，还需要温暖。在中午最为繁忙的送单时间，一个骑手在微信群里说，“我的电动车电瓶坏了。”我身边的张永，一个安徽小伙子，二话不说，骑着车给他送电瓶。另一个骑手，则默默的把张永的单子接过来，帮他送给了客户。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钱。
如果没有亲自体验过送外卖，我很难有这样的感受：高洋上的互联网，真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肩扛手提上。而我送的这15个订单，也让我看到了不同人的生活。有加班的白领，上学的学生，医院里不同科室的护士，他们像我一样，都在忙着打拼，甚至顾不上看我一眼。我刚刚给一个别墅区的女业主送了一份奶茶，出来的时候，保安检查了我的腰包。下一单，我又给住在棚户区的一个中年人送了一份炸猪排。他可能上的是夜班，刚刚醒，下午才吃饭。接着，我还给一个自己在家的老人送了一份晚饭，真想问一句这份饭是不是他自己用手机。
互联网的这一头，是年轻的外卖骑手，他们的数量在中国已经达到数十万人。他们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富有激情、充满干劲，他们想用最短的时间买车买房。而互联网那一头的用户，是和他们差不多大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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